本报讯(记者 王 韵 )2024年以来，得益于农工党中央“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威宁自治县加快推动构建胸痛救治网络进程，有效提升当地急性胸痛患者规范化救治能力，为群众筑牢一道“心”防线。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虽然国内研究者将这个政治现象称为“政治钟摆”，但向左、向右的摆幅不一样：21世纪初，无论是卢拉还是查韦斯，他们都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后来他们本人或继承者在左翼反复执政时期试图捍卫相关做法，左翼的摆幅没有增强。但钟摆摆到右翼时，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在我看来，所谓“激进”倾向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右翼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整个20世纪，左翼是先锋（avant-garde），是战略上的“进攻者”，是人民的“前哨”；但今天，进攻的一方其实变成了右翼，这很值得我们反思。从前，拉美右翼只是在选举中获胜，而现在米莱政府宣判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居家服刑，在巴西，卢拉也曾被判入狱。在这样的局面下，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左翼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新的策略和方式如此有限，处于比较保守的姿态，还有没有新的政治实践方式能够创造出来？
特朗普想稍微留一点时间，留一个“小筹码”，看看别的国家是不是抓紧时间赶快妥协。到了8月1日以后，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再延长。
第一，台内务问题难解。近期“在野”党主导的台立法机构改革行动，造成“朝野”关系紧张、立法机构议事冲突频传；台行政机构提复议案让行政和立法冲突浮上台面，政党纷纷走上街头诉诸群众，政局动荡、人心不安。
所以吊诡的就是，左翼的这种批判性、解构资本主义的学术生产，某种意义上仍然没能脱离这种全球学术生产流通体系。这一点让很多批判知识分子的写作受到攻讦，觉得他们是杀人放火受招安。齐泽克、韩炳哲一边批判21世纪资本主义，一边是备受市场追捧的学术明星，好像他们在表演“批判”，批判也就是个赛道。所以很多批判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反思这些问题。最近这些年，对媒介的自觉也成为批判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对这样的境地的一种回应。以前我们常说资本主义没有彼岸，其实这并不是特别绝望或悲观的话，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块茎化的结构。目前为止，我们可能还无法以个人的力量去对抗它。我的基本立场是，有这个赛道总比没有强。我们从内部“寄生”，希望也能够从内部瓦解它，好像孙悟空钻进敌人的肚子里。所以积极利用现有的媒介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要把媒介从工具变成目标。
这体现了他们的媒介自觉和媒体传统。与出版媒介联系紧密，随时展开思想论战与碰撞。这是拉美的特色，也导致他们的思想不够系统——不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是在报纸上“战斗”。这些文章后来整理成书，写作方式被欧洲学界批评缺乏体系性，太讲求时效性。很多内容为报纸专栏，缺少长期考证和逻辑推演，由于多针对具体现象而写，时过境迁，外人难以理解。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就蕴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悟空”游戏带火多个打卡目的地，地域文化为“苏超”比赛带来独特魅力和“泼天流量”，“凤冠”文创冰箱贴吸引更多受众关注文物，带动文旅融合发展……各地的创新实践表明，文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既能激活创造力，又能提升发展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