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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夏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保盟转到重庆以前，从欧美加澳和东南亚征集的援救物资，通过香港“联合行”密运延安等敌后战场。仅给“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就有30余辆，港澳和海外捐款约500万美元(以购买力计算约相当于现在2亿美元)，捐赠物资、医疗器械、药品120余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保盟还引介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华参加抗战。

　　上合组织地区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从古丝绸之路起，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故事就不断上演。近年来，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互派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扶贫等领域的合作深入开展，人员往来便利化措施落地见效，民众越走越近。

伴随另外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返祖现象”。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反而更尊敬的是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先生。你说的贾植芳先生是祖父一代，不是父亲这一代。父亲这一代是1949年到1966年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很教条的。民国教育培养的是祖父那一代。祖父对第三代很宠，他不形成直接的压迫关系，又比较慈爱，所以有了返祖现象。我读大学时，对当时几个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非常崇拜。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有一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中国研究基督教的顶尖学者。这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了，给我们讲基督教历史，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拉丁文，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心非常敬畏。父亲这一代老师来上课，有同学可能听到一半一个箭步到台上说“老师这个不对”，然后就开始辩论。这种“世仇”是蛮普遍的现象。

　　新华社天津8月31日电(记者董雪、杨文)8月3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的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

严锋：我们真的需要思想史、知识史，而非光是一个零散的点或者就是一个当下，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刚刚讲到现代文学的例子，过去的许多大师是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我们掰手指数一数，鲁迅、巴金、叶圣陶、郭沫若，他们几乎都做过出版、编过杂志，带着巨大的热情。这其实就是当年的新媒体，相当于今天的小红书、微博或B站。他们并不光是自己研究、写作，他们的读者意识、受众意识、媒介意识是非常强的。

　　阿利耶夫表示，阿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体现了双边关系的高水平。两国密切高层交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相互支持，积极推进各领域合作，贸易快速增长。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愿同中方深化经贸、科技、互联互通、旅游等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阿方愿深化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合作，共同促进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许纪霖：两代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经历，让我发现两代人是 “世仇”，年轻一代永远有“弑父情结”。因为父亲一代永远是一个主宰者，儿子一代只有“杀死”父亲，才是他的成人礼，他才能成长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这批学生对老师一代是看不起的，总是要反驳他们，以此显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长。两代人、两代知识分子之间首先是“世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