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上合组织在复杂交织的挑战与风险中成长。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加强合作，联合自强。”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1年，苏联90%以上的援华物资通过西北国际援华交通线运送至抗日前线。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援助中国飞机985架、坦克83辆、大炮1317门、汽车1550辆、拖拉机30台、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万枚。1940年，苏联援助中国战斗机150架、轰炸机100架、炮3000门、吉斯5型汽车500辆。1937年底至1940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人员方面的援助，其中派遣军事顾问140人、志愿空军人员2000余人。”买玉华说，卡车把汽油送到兰州，再转运前线。
最后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关于狐狸与刺猬，这是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提出的，他借用古希腊一个寓言：“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狐狸是发散性的思想家，什么都懂一点，但没有体系；刺猬只认自己那点知识，却建构了一套体系。在我看来，学院专业领域大部分都是刺猬。很多一流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问极高，可如果问他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他可能会非常无知，连常识都不知道。这就是刺猬。狐狸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谈。从长期的公共空间来看，也许更需要狐狸型的学者，因为他有多知，更适应公共空间的知识系统，可能没那么专业，但比较大众。
许纪霖：你前面提到五四，我前面提到了吴宓和梅光迪，他们是学衡派知识分子，他们是“哈佛帮”，在哈佛留学，坚守中国古典精神，他们也非常敬佩陈寅恪。陈寅恪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他继续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坚守学术阵地，坚守学术共和国，这很好。但是吴宓和梅光迪“既要又要”，既想成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又觉得自己留过学，还是哈佛的，而胡适是哥大的，凭什么对西方文化又不懂，回到中国风头这么劲？心里就嫉妒，于是赶紧回中国和胡适“决战”。“决战”的战场在哪里？不在校园，而在公共媒体。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家现代农业装备企业。在一台精密播种机前，听闻只有中专学历的研制者陈学庚当选院士，总书记说：“英雄不问出处，谁是英雄，要在‘战场’上见分晓。”
第二，80年代政治的热情开始消退，一部分学者讲我们的岗位在哪里？不应该在广场上，应该在校园里，回到校园，回到体制。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了，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是第二种挑战。
托卡耶夫说：“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先生，亲爱的朋友，我们全力支持贵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并积极参与推动本组织日程中的广泛议题。我还想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您的亲自支持下，我们哈中关系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
春天，山西的田野、古建是人们亲近自然、畅读历史的好去处。今年5月，晋城高平马拉松赛鸣枪开跑，来自国内外约1.2万名跑步爱好者一展身手。赛事以“寻根炎帝故里，畅跑古建长廊”为主题，赛程途经炎帝陵等历史遗迹，参赛者在奔跑的同时，还能感受中国古代文明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