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在清华大学求学的夏鼐，9月19日通过阅读《北平晨报》的号外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9月21日，清华大学召开学生全体大会，其中有提议清华全体学生徒步赴京请愿、清华全体师生绝食一天的提案，不过均未通过，夏鼐则觉得这些提案“真有点好笑”。9月24日，清华大学停课，学生至四郊宣传日军暴行，然而夏鼐认为“收效甚少”。9月26日，清华大学再度停课，学生徒步进城向张学良请愿宣战，夏鼐则因为“前天徒步太辛苦了，又预料今日的请愿必定无甚结果”，于是就没有去了，并在这天晚上与几位同学赏月。作为老师的顾颉刚亦有类似的看法。其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的他亦是9月19日就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9月22日，燕京大学的学生手臂皆系上黑纱，上面写着“耻”字，顾颉刚则评论道：“但希望一班青年能永远干下去，不要有了些刺戟才动，刺戟一过又忘了。”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在养老院，康复师不仅是功能的重建者，也是情感的陪伴者。“有些老人住久了会闷，想家；有的子女远在国外，一年见不到一次，他们在夜里偷偷抹泪。”汪唯一不仅做康复，也时常陪老人聊天，留意他们的小愿望。“偶尔他们提到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只要我们能做到，就尽量满足。”
李瀚明表示，乌鲁木齐机场的国际航线虽然多，但不强。比如国际航班量占比较少，国际航班密度不够，国际航线集中在中亚、西亚。香港航线实际上是乌鲁木齐唯一一条向东直飞的国际和地区航线。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生活并不容易，因为它更多是藏在日常生活里。”在他看来，短视频的开放、包容、参与和互动的特性，展现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每一个短视频都仿佛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人们生活的真实面貌，传达出生活的细腻情感。“我在大陆这边参加活动后，不到三小时就能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短视频发布，效率极高。”
一周工作六天，张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上门巡视、组织活动、进社区走访……周边社区内有192位签约重点服务对象，驿站成员每周必须上门探访一次。张健将任务分派给团队成员，每人每天要走访10户左右。“刚来时大家都白白净净的，如今个个晒得挺黑。”她伸出手臂，展示着被晒黑的肤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