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浙江工人报》9月9日报道,自2023年起,杭州市总工会干部周杰开始亲身体验当骑手,两年来,他陆续在4个外卖平台跑了1000多单。其间,他经历过雨天路滑摔伤肩膀,不仅要担心超时罚款,还要在就医时琢磨如何报销医药费;曾在昏暗的老小区里摸索着寻找楼幢,体会过超时的提醒声与找不到楼栋的焦急与无助。“不能光发现问题,还得去解决问题。”两年跑单经历,让周杰深刻体会到了外卖行业的艰辛,更让他对工会服务方式有了全新思考:政策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制定”,要贴着小哥的需求“量身定制”。
小童是某明星团体成员A的“粉丝”。阿伟是A应援团队的负责人之一,在线上某平台注册经营店铺,出售A的“周边物品”。但出售价格却明显虚高,阿伟将店铺经营所得用来给A进行应援、打榜。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中文教育的意义已远远超越课堂。24岁的奥韦图·赫拉比萨(Owethu Hlabisa)今年第一次来中国游学,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人们的自律令他深感震撼。“中国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这种自律是我希望带回南非的。”
群众赛事与职业赛事并非平行线,而是交错纵横,拧成一股绳。职业赛事门槛高、观赏性强,引领着中国体育水平的发展,一些运动员退役后还持续赋能群众赛事;筹办职业赛事建造的体育场地,赛后也能为群众赛事所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反过来,群众赛事输送后备人才、培育体育文化、提供创新借鉴,不断为职业赛事夯实根基。职业赛事若是参天林木,群众赛事便是葳蕤草木,二者可谓互惠共生、共同繁荣。
已经加入共青团与反帝大同盟的聂耳当时在上海,直到9月20日才通过报纸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在明月歌剧社工作的同事当天谈到九一八事变时,“总是一些国家主义的观念”,聂耳在日记中批评道:“他们就不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会来的动机和导火线,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望靠谁解决都是狗屁,什么国际联盟!它不是一样地在想找饮食吃。”
“领导干部体验送外卖”的新闻被报道后,总能引发舆论热议。“潮新闻”客户端曾对此发文评论称,沉浸式的身份代入,不仅“换”来机关干部的新视角,也“跑”出工作革新的好思路。
分论坛期间,与会各方充分交流打击跨国犯罪的现状、经验及举措,特别是围绕“全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防对策”“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在此基础上,分论坛发出了《联合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倡议书》,得到了与会嘉宾的积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