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深化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技术合作。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强氢能、储能、核电、智慧能源等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合作，积极推动中国新能源发电、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等能源技术装备和标准“走出去”。近十年来，中国助力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下降60%和80%，这为全球绿色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沙头角地区以罗家大屋为中心，就有两条文物径。青年学生去那里，除了看展览，也可以看游击队当时怎么从A点到B点、再到C点。
文章说，中国在非洲投资支持的项目夯实了关键系统根基，催生了新兴市场。文章举例说，坦桑尼亚的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宽带骨干网项目显著拓宽了宽带覆盖范围，让线上医疗和线上学习成为可能，并强化了电子政务服务体系；塞拉利昂的中塞友好医院持续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在抗击埃博拉疫情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文章说，这些项目的故事或许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但它们实实在在提振了市场，培养了劳动技能，为非洲企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
何马可：17至18世纪是中德首阶段的交流，主要基于对彼此的好奇心。德国文人和君主（莱布尼茨、歌德、腓特烈二世等等）认为中国皇帝和文人与他们有共同志向，是他们的“同心者”。那个时代欧洲还没有出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几乎不存在文化冲突，不少文人把自己看作“世界公民”。他们学习亚洲文化时，几乎没带自私的民族主义思想。
赵维晨：一定会经历从早期使用者到早期大众最后到后期大众的链路。核心是得通过杀手级应用和教育（如学校计算机机房，上机器人课程普及）进入早期使用者，再通过生态成熟、应用多样化、成本下降进入大众市场。前者需要3年，进入早期大众可能需要5至10年，10年后实现较大规模普及。
第三阶段是两场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一战后，德国有非常强的文化交流环境，民族主义的失败推动对东亚和亚洲哲学的研究发展，雅斯贝斯、布莱希特、黑塞等人对道家思想等很有兴趣，发表了出色的文学作品。尽管如此，西方人浓厚的优越感还没灭掉：纳粹主义将民族主义思想推向了最大的灾难。
何马可长期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在中国、德国和日本多地的高校和官方机构任教，进行跨文化交流项目和研究，他还曾在中德两国学习德国语言学、汉学和历史。中文流利的他，目前还研究“一带一路”和德国汉萨同盟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两者都是陆路交流，应借这种文化上的共性，培养换位思考的能力，促进相互了解中、德文化。
另一方面，还要借力打力扩容“朋友圈”。要积极借助商会协会等行业组织，了解海外市场动态、政策法规要求、会展信息等，及时根据国际市场供需变化调整企业营销布局。其中，中小外贸企业还可以基于共同市场需求、优势互补、产业链协同等考虑，自发自主联合“抱团出海”，通过集拼采购、共享物流和信息渠道等方式，降低单独出海的成本和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