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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斌（Kwan Man Bun），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历史系教授。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著作《亦官亦商——明清天津的盐商与社会》。1999年，本书初版以《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为名，由南开大学张荣明先生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英文版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最新的中文译本则是在1999年版基础上做了系统修订之后的再版。

长芦盐商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受压迫史”。相反，正如关文斌所指出，清政府与盐商之间既有掠夺性的剥削关系，也存在庇护性与合作性的互利关系。这一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清承明制的原始积累“掠夺期”。新朝伊始，清廷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盐务经营管理制度，即“包税制”：商人预缴盐税行盐后，获得世袭购买、运输和销售食盐的专营权。此外，初创的清廷更以附加税、纳贡、摊派等形式进行额外税收，缓解迫切的财政需要。商人处于被动应对状态（49、54-56页）。盛清的休养生息期。三藩之乱平定后，康雍乾盛世开始。此时，国家与长芦盐商的关系进入蓬勃发展期。廷清为了维系财政稳定，开始提供“发商生息”、税收减免等“恩典性”财政安排以及户部盐课奏销程序修订等制度性改善，为长芦盐商的发展带来一些机会。此时，商人以“捐输报销”等方式予以回报，甚或是通过行贿来影响国家政策，尽管这些活动多数事半功倍（57-62页）。晚清再次进入掠夺期：道光以后，清廷面对财政危机和外患压力，恢复甚至加剧了对盐商的经济压榨。首先，1810年代铜钱与银两兑换问题使得盐商难以为继。而为了支付河工海防等工程，国家亦不断增加盐价，所收钱文悉数随盐课上缴国库。而太平军和捻军等活动，更对盐斤运销带来毁灭性打击。为应对这些变化，长芦盐商通过走私、行贿等方法在夹缝中求生存（67-71页）。

　　尽管中国并未采取集中清缴清欠税收等行动，但随着税收大数据广泛应用，网状、系统性税收风险分析取代了此前个人经验点对点分析，税收征管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在不断提高。以前企业偷漏税可能不容易被发现，但近些年通过税收大数据，税务部门会收到企业风险提示，并跟企业确认，不少企业需要依法补缴税款。

　　据了解，此次“跨越山海 以球会友”藏港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是两地青少年足球交流的延续。今年2月，西藏“雪域雏鹰队”曾赴香港进行友谊赛，双方在绿茵场上结下深厚友谊。香港东方体育会U16梯队教练梁振邦当时表示期待赴藏回访，如今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此次西藏再聚首，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两地文化交流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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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动化确实能带来好处，但监控定价这种模式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它唯一的作用，是在乘客和消费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更多财富转移给企业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