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莉认为，在职业选手商业价值充分释放后，其成功效应才会吸引更多的人群尤其是青少年从事网球运动，而这是中国网球经济发展的根基。
对于邹韬奋来说，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次流亡。此前，他被迫从上海流亡到香港时，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该报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奔走，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爱国救亡运动。此次再度流亡到香港，他仍然继续办刊。由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最盛时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读者来信，广泛团结与影响了香港、内地及东南亚的华人。海内外华人抗日情绪无比高涨。
毕业后，朱世龙进入成都一家装备制造企业工作。厂房里，机床转动，机器轰鸣，重型装备渐次成型。从早到晚，他都要和机械设备打交道。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朱世龙打定主意，“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我要回到村里做点事”。
彼时，中国沿海重要港口基本都被攻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前线军火供应紧张。1939年1月，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大后方唯一可与国际接轨的通道，军需运输任务十分繁重，但却严重缺乏熟悉汽车驾驶与维修的技术人员。
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及其平民的反复袭击，包括最近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的地对地导弹和无人机。”
“实际上就是‘打样’。”李瀚明认为，国泰开航证明了乌鲁木齐机场具备保障顶级航司的能力，会产生示范效应。国泰飞得好，其他国际顶级航司，以及东亚、东南亚的航司都会考虑跟进。除了证明机场的保障能力，也是新疆以此为契机，对外释放开放活力的强烈信号。
庐山层峦叠嶂、云深雾绕，如同1937年国内错综复杂的局面。“劫波渡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中华民族到了被日寇铁蹄蹂躏、大片国土沦陷的最危险时候，阶级矛盾、党派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国之不存，谈何国事？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全体中国人民，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致对外。当蒋介石身穿戎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庐山谈话”(又称《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全国各党派代表、各民主团体代表、各界名人，以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工商界人士积极响应，起立鼓掌，热泪盈眶。讲话后不到两个月，国民政府完成了军事部署调整，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正式发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政治旗帜，为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吉田徹认为，日韩提前协调立场可对美国形成一定压力，两国如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达成一致，韩国将可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拥有更大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