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尽管工作中常有委屈和疲惫，但更多时候，她感受到的是温暖与值得。刚来北京时，一位老人看到四川发生地震的新闻报道，特意问候了她家里人的情况。那一刻，张健差点哭出来：“我其实对他印象不深，但他却记得我是四川人。”
第十七届“重庆·台湾周”于9月16日在重庆开幕，举行多项活动。活动期间，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与重庆共同举办2025年两岸信息通信合作发展研讨会和海峡两岸青年逐梦重庆就业创业研讨会。毛治国说，他希望两岸企业家和青年朋友积极参与，抓住重庆的发展机遇，不断拓展合作空间。(完)
三是坚持分类施策，做到重点突出、指向明确。“强链扩群”重点聚焦江苏“1650”产业体系的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50条重点产业链，每次专场活动明确一个主题，逐链逐群开展工作。“强基向新”立足重点县区、重点产业园区，面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层阵地开展系列活动。明确主题保证了服务的精准性，立足基层保证了工作的有效性，这也是“双强行动”具有持久活力的重要原因。在“双强行动”总体框架下，结合不同阶段工作重点，设计不同专题。比如，围绕加快推动海洋强省建设的目标方向，创新开展“向新聚能 向海图强”——全省统一战线服务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引导民营企业聚焦海洋科技、海洋产业，共同打造“双强行动”的“海洋版本”。
预制菜行业在知情权保障上的短板，源于标准、技术、企业意识三方面。从标准层面看，预制菜国家标准尚未颁布，缺乏统一定义与分类规范，这就为部分商家的操作留下“模糊空间”。从技术层面看，全链条溯源体系尚未在预制菜行业普及，消费者难以便捷查询原料来源、加工流程、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从企业意识层面看，部分企业信息披露意识不强，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的告知义务，但预制菜“要标、怎么标、标什么”缺乏刚性约束。
“这份恩情，我们全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会教孩子永远记得这位英雄哥哥。”事发当日，被救男童家属专程向胡国涛亲属送上锦旗和手写感谢信。锦旗上，“舍己救人 英勇无畏”八个大字格外醒目。
“民生”二字，重若千钧。“十四五”以来，国家财政的民生导向更加鲜明，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规模近100万亿元，资金更多、更直接地用到了老百姓身上。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