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黄郛此时流露出来的思想中,与其他人不太一致的不仅是这一点。9月25日,有一人和他谈到将要编一本《国魂集》,黄郛即评论道:“此作之影响,有根本振作民族之功用,较一时的国耻,尤当重视也。”可是,不知有无出版的《国魂集》未必在根本上振作民族,这一国耻的洗雪倒是十四年后的事了。
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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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塘村卫生所相距百米的陈塘红军第四医院是“红医”文化的重要载体。住院部现存宣传卫生、医疗知识的漫画6幅,涵盖教育伤员要注重医疗、讲究卫生等内容,对推进疾病防治、健康宣教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省其他地区的红军壁画中较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