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芦盐商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受压迫史”。相反,正如关文斌所指出,清政府与盐商之间既有掠夺性的剥削关系,也存在庇护性与合作性的互利关系。这一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清承明制的原始积累“掠夺期”。新朝伊始,清廷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盐务经营管理制度,即“包税制”:商人预缴盐税行盐后,获得世袭购买、运输和销售食盐的专营权。此外,初创的清廷更以附加税、纳贡、摊派等形式进行额外税收,缓解迫切的财政需要。商人处于被动应对状态(49、54-56页)。盛清的休养生息期。三藩之乱平定后,康雍乾盛世开始。此时,国家与长芦盐商的关系进入蓬勃发展期。廷清为了维系财政稳定,开始提供“发商生息”、税收减免等“恩典性”财政安排以及户部盐课奏销程序修订等制度性改善,为长芦盐商的发展带来一些机会。此时,商人以“捐输报销”等方式予以回报,甚或是通过行贿来影响国家政策,尽管这些活动多数事半功倍(57-62页)。晚清再次进入掠夺期:道光以后,清廷面对财政危机和外患压力,恢复甚至加剧了对盐商的经济压榨。首先,1810年代铜钱与银两兑换问题使得盐商难以为继。而为了支付河工海防等工程,国家亦不断增加盐价,所收钱文悉数随盐课上缴国库。而太平军和捻军等活动,更对盐斤运销带来毁灭性打击。为应对这些变化,长芦盐商通过走私、行贿等方法在夹缝中求生存(67-71页)。
中国日报网8月10日电(记者 许聃)巴丽娜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两岁半便和父母来到了天津,从幼儿园到硕士,巴丽娜在天津度过了25年的学习生活时光。巴丽娜一直称自己是”天津闺女”,对于即将在天津举办的上合峰会,她表示,如今完成“翻新”的天津更漂亮了,自己从小溜到大的海河两岸也已经完成了灯光的升级改造,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到天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董莉娟分析,一系列提振消费政策带动需求端持续回暖,叠加“618”促销活动结束,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2%。其中,燃油小汽车、新能源小汽车价格均由连续5个月以上的下降转为持平,家用器具、文娱耐用消费品等价格环比涨幅在0.5%至2.2%之间。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资深网球爱好者张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慨,“原来就不好预约的网球场,在郑钦文夺冠后,更不好约了。”他说:“我经常打球的球馆最早预约时间是提前一周的早上七点,但是现在到点就秒没,手一慢就显示预约完毕。”
关文斌(Kwan Man Bun),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历史系教授。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著作《亦官亦商——明清天津的盐商与社会》。1999年,本书初版以《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为名,由南开大学张荣明先生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英文版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最新的中文译本则是在1999年版基础上做了系统修订之后的再版。
据了解,2000年,安阳师院成立“甲骨文信息处理小组”,2004年建设为“甲骨文信息处理实验室”,2022年通过验收成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是全球甲骨文数字化研究的核心重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了全球甲骨文研究变革。
在天津,人们看到了文化与城市同频共振的蓬勃图景,也读懂了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生命密码。承古启新、薪火相传、推陈出新——这是天津的故事,也是当代中国的姿态;这是千年文脉的延续,更是走向未来的坚定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