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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之所以犹疑攻宋，是因其所面对的南宋是一个巨型的农耕定居社会，它拥有不可轻忽的实力。尽管史料记载有限，但仍可以发现，当日谏止伐宋者，不乏其人。郝经在灭宋问题上即持反对态度。1256年，郝经应忽必烈之诏去往开平，“进七道议七千余言”，认为“宋不足图”。1260年，蒙古内部情势不稳之际，忽必烈派遣郝经出使南宋议和。

　　游盈隆表示，赖清德上任第一个月，只获不到半数台湾民众的支持，赖清德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是全面性的，不同程度的。游盈隆指出，根据相关经验证据，近一个月赖清德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主要原因至少有三：

温海清：我们通常是以长城南北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游牧人群与农耕定居世界的关系，但应注意的是，若立足游牧人群自身的视角，以阿尔泰山为界作东西方向上的观察，就会比较容易理解窝阔台的这种“战略意图”。

另一方面，蒙古人又常以征服世界的“天命观”自居，这种“天命观”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表达。萧启庆先生曾指出，游牧人群向外征伐有一种王权神授的观念，以“天”为最高主宰。匈奴王阿提拉曾宣扬受上帝之命为世界之王，西突厥可汗室点密曾向拜占庭使者表达突厥人要征服世界，蒙古人更是声称受“长生天（腾格里）”之命要征服和统治世界，贵由汗印玺上刻着“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贵由汗，上帝之力量，一切人类之皇帝之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蒙古人与汉人在天命观问题上也有共同之处。不过，蒙古人对于负有“天命”是要求臣服者履行实在的义务以确保其要求能得到实现，而汉人的“天命”则多体现在象征意义层面。蒙古要求臣服者履行投诚义务，而对于不臣服者则意味着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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