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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旺代》开始,查尔斯·蒂利的研究风格基本形成:在历史分析中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不妄下评判,而是基于事件的过程和形成机制进行分析。1968年,蒂利向艾森豪威尔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集体暴力的报告。该委员会是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成立的机构,旨在评估民权运动期间的城市骚乱。同年,他发表论文:《欧洲视角下的集体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被派到旺代镇压叛军的路易·图罗(Louis Marie Turreau)将军在《为旺代战争的历史服务的回忆录》(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Vendée)指出,这些神父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声望,不是由于波旁王朝的高压政策,而是有三个原因:他们生活方式的正直、他们教义训练的严肃性以及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深入了解。大多数神职人员本可以流亡国外,等待更好的时机。他们强迫自己在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因为他们确信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农民支持神父,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教会可以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国王可以成为他们的口号。他们接触的信息太匮乏,思维“非蓝即白”,想象不出,也接触不到其他类型的反对派。根据国民议会专员的调查,农村居民往往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只希望拥有值得信赖的神父。专员写道,“为了获得这份恩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愿意缴纳双倍的税款”。

蒂利认为,对故土的眷恋、对服兵役的敌意以及对“异域”的恐惧——这些被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反复提及的主题——都不足以解释这一切。政府突然征调了三十万士兵,他们不知被派往何处,要么加入追击顽固神父的军队,要么去保卫一个令人憎恶的政权。至于公务员和市政官员,却免于服役,因而被民众视为压迫者。体格健全的男子离开后,其余民众更容易受到国家滥权的侵害,因此被迫叛乱。值得注意的是,1789年《人权宣言》具有国民议会成员未曾想到的重要意义,即反抗压迫。该文件明确指出:“任何限制人权的政权都是滥权的,必须予以反抗。”因此,他认为“旺代起义”既合法又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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