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东方白鹳！”在鄱阳湖湿地，英国游客艾玛兴奋地说。望远镜里，一群被誉为“鸟类大熊猫”的东方白鹳正在浅滩觅食。作为观鸟爱好者，艾玛难掩激动心情：“这个物种目前已处于全球濒危状态，只有约9000只，终于在中国亲眼看到了！”
入职时以为只是做普通销售，却因公司涉嫌诈骗成为“从犯”；面试时宣称“低门槛高回报”，实则暗藏违法陷阱……小夏的遭遇并非个例。一些企业以高薪岗位诱骗求职者参与非法业务，导致劳动者在不知情或“半推半就”的情况下陷入“公司犯法，员工担责”泥潭。
游盈隆表示，赖清德上任第一个月，只获不到半数台湾民众的支持，赖清德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是全面性的，不同程度的。游盈隆指出，根据相关经验证据，近一个月赖清德社会支持基础的流失主要原因至少有三：
更深层的困境，源于文化认知的差异。“甲骨文的文化门槛比较高，大众对它缺乏足够的情感连接，”王晨雨说，高校师生做甲骨文文创，都是从学术研究出发，专注于字形字义的挖掘，但大众的喜好点往往不同。
在男子4×100米接力预赛中，由周建轩、周智亮、叶涛涛和涂子祺组成的广东队以40秒03的成绩，创造了新的全国少年最好成绩，排名总成绩第一，晋级决赛。
关文斌笔下的盐商不是被动承受者，而是在权力结构与制度缝隙中寻求主动性的经济主体。天津盐商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其策略性：首先是文化企业家精神（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盐商通过举办诗会、园林雅集、收藏艺术品，盐商不仅获取了文化资本，更借此打通与官僚、士大夫的社交网络。查氏家族的例子尤其典型：其园林成为学人荟萃之地，甚至赢得乾隆帝亲临赐字，最终助推家族成员进入仕途，巩固了其社会资本（第四章）。其次是以社会服务作为谈判筹码。天津盐商在防洪、修路、设粥厂、助学、组建民兵等方面大量投资，其背后既有儒家“仁义”精神的驱动，更有以此换取社会声望与官府信任的现实考量。尤其是在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民兵的防御作用甚至获得国家正式授勋（第五章）。再次，政治诉求的渐进提升。进入晚清宪政改革时期，盐商不再满足于非正式的影响力，而是直接参与地方咨议局、省级代表会乃至全国性政治组织，要求与官员“平起平坐”地参与财政决策。这种政治诉求的增长也导致了与国家间矛盾的激化，最终在王贤斌案中爆发为“清廷与盐商之间的生死战”（第六、七章）。
2013年，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对新疆的定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对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定位则为：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
他还说，关税或许能暂时保护钢铁、铝等少数行业，但对美国经济整体而言，关税导致的成本上升将损害更广泛的产业链。例如，美国曾限制太阳能电池板进口，结果既没有培育出像样的本土企业，还推高了新能源建设成本，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