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首先是整体性原则，必须将生态系统视为有机整体，避免碎片化治理。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就需要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等多方面的关系，实现全流域的系统治理。其次是自然优先原则，要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干预应该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取而代之。比如在退化草原修复中，采取围封禁牧等自然恢复措施往往比人工干预效果更好。最后是协同性原则，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生态保护修复要找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结合点。在实施路径上，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制定差异化的修复策略，完善多元参与机制，强化科技支撑能力。
10日午后，从榆中县城通往上庄村的十余公里山路终于被打通，来自全国各地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11日在该村村口堵得水泄不通。陈万凯和志愿者估算该安置点未来几天所需的生活物资后，及时对后续物资“喊停”。他说，这几天不时还有雷雨天气，应该还有更需要物资的地方，要让外界的爱心继续传递到下一个点。
8月的午后，室外热浪灼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内却格外凉爽舒适。十岁的王曼伊踮脚俯身，小心翼翼地将宣纸覆在古代瓦当上。随着墨包轻轻拓印，两千多年前的纹路在她手中逐渐清晰。“妈妈，我摸到了历史！”她转头对妈妈惊叹道。
稀土板块领跌，盛和资源、中国稀土跌逾2%。锂矿股回调明显，永杉锂业跌逾3%，中矿资源、赣锋锂业等走低。建材、有色、传媒、军工等板块跌幅居前。
抗战前我们家一共有二十多人，吃饭时坐三桌，男劳力（成人）一桌、女眷一桌、小孩一桌，另外佣人做活的也坐一桌。男劳力在在客厅正屋吃，他们吃得好一些，我们这些人顿顿可以保证有咸鱼、鸡蛋、豆腐，但不能保证天天吃肉，我爱吃咸鱼就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其实，那时候的地主也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富，我大叔在南京上大学，我二叔和大哥在临沂上省立五中，家里花销也很大，我大哥一天就要花一个银元，富余的钱也并不多。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结合新时代的创新实践，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概括，尤其是对构建新的生产力理论作出深刻论述。比如，《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指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新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
小敏(化名)第一次坐在审讯室李洋的对面时，年仅15岁，但她此前在各个区县留下寻衅滋事、殴打他人的治安类违法前科多达20余次。
比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线性推进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转型依次展开。西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理论”“城市化模型”等，都是基于单一阶段的经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在短短几十年内，既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又要同步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既要解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又要应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中的环境约束问题；既要补齐传统产业的“短板”，又要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先机”。这种多重转型叠加的特殊阶段，使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远比西方单一阶段复杂。西方经济学无法应对中国“多阶段任务同步推进”的现实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