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在较长的时间内都依赖增量基础建设，带动了以扩大规模为默认选项的城市发展模式，并发展出与此相匹配的房地产等支柱产业。虽然这一模式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下已显得不合时宜。城市发展必须在思路上彻底摒弃对大拆大建和规模导向的路径依赖，转而关注人民的生活体验，通过城市更新和高效治理等存量优化方式来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完善生活功能。这一存量优化方向在中国经济更加强调内需的过程中尤为重要。这样的动力机制既可以通过对现有空间的关注和提质实现城市效率和安全性的提升，又能通过对空间的优化和更新撬动内需链，激活对相关产业的支持作用，从而同时达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和内需提振的双重目标。针对这一目标，地方政府可积极探索如何在空间更新的项目中用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协同推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基础设施的同步提升。例如，在城中村和城市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过程中，从外观到管网，从形象到安全，我们应该结合市场参与，探索出一套城市开发的新模式。
国铁太原局大同南站客运值班员 张家莺：现在大多数车站都在旅客进入站台处的LED屏上显示车厢排序信息，旅客通过排序能判断自己的车厢是应该往前走还是往后走。很多高铁站还设置有黄、绿、蓝、紫等颜色的地标，地标上标注的数字代表列车停靠站台后车厢所在的位置。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灾害性天气的突发性、极端性、不确定性愈加明显，特别是进入汛期，突破历史纪录和传统认知的灾害频繁发生。
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就浙江实际而言，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相对分散。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强调要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指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他强调，建立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咨询制度、公众和舆论监督制度，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3年9月，习近平同志到兰溪诸葛村调研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时，对其整体性保护、村民与村落共存的保护方式给予充分肯定。2006年6月，习近平同志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提到保护古村落时，再次肯定诸葛村“人人都是股东，人人都是文保员”的保护利用做法。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文化遗产全民共保理念及其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揭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依靠谁、为了谁”的深刻道理，为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金钥匙”。
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办场，三环内寸土寸金，直到友谊商店愿意开辟出300平方米左右的空地供他们做滑板场地改造。主理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主业是线上的淘宝店，线下店是初次尝试，“希望会有更多人了解滑板文化，滑手也能更多展示出去”。
作为天然深水良港，宁波舟山港在数字化浪潮下焕发新的生机。2024年，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达13.77亿吨，同比增长4%，连续16年稳坐全球“头把交椅”；年集装箱吞吐量达393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稳居世界第三。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面对面的互动和群体活动在我们的基因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围聚在篝火旁，共同庆祝狩猎的成功，分享食物，讲述故事，这种集体活动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更是情感交流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尽管时代变迁，科技进步，但这种对集体活动的热衷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
半月谈记者梳理地方金融领域腐败案件发现，随着金融反腐力度加大，腐败分子以权谋私的手段亦愈加隐蔽——从直接打招呼、通关系，到在暗示、默许中操纵项目，如今更“进化”到利用一些公开场合在“心照不宣”“心领神会”中完成事项转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