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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到旺代镇压叛军的路易·图罗（Louis Marie Turreau）将军在《为旺代战争的历史服务的回忆录》（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Vendée）指出，这些神父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声望，不是由于波旁王朝的高压政策，而是有三个原因：他们生活方式的正直、他们教义训练的严肃性以及他们对周围环境的深入了解。大多数神职人员本可以流亡国外，等待更好的时机。他们强迫自己在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因为他们确信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农民支持神父，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教会可以成为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国王可以成为他们的口号。他们接触的信息太匮乏，思维“非蓝即白”，想象不出，也接触不到其他类型的反对派。根据国民议会专员的调查，农村居民往往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只希望拥有值得信赖的神父。专员写道，“为了获得这份恩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愿意缴纳双倍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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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社会学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引入，历史研究发生了变化。在“白军”和“蓝军”之外，出现了第三类作者。如法国的保罗·博伊斯（Paul Bois）、马塞尔·福舍（Marcel Faucheux）和查尔斯·蒂利。他们认为，这场起义的导火索并非1791年教士的民事宪法和1793年路易十六的处决，而是旺代地区长期的贫困。革命未能实现1789年三级会议里的承诺：旺代省的大多数人口是佃农，他们未能从废除封建权利中获益。虽然王国和贵族的财产被拍卖，但主要惠及资产阶级和商人。从那时起，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剧变，大规模征兵使青壮年人口聚集，成为不满情绪爆发的导火索。蒂利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源和人力，首都巴黎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作为外省的旺代则被单方面无度索取。即使国家从封建时代进入共和时代，旺代农民的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改善。随着反法同盟战争的爆发，政府派发的税收和徭役激增，引发了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旺代叛乱只是一个最为激烈的例子。然而，由于这类作者没有迎合“白军”的叙事，也被后者归为“蓝军”。

旺代叛军装备简陋，使用“老式猎枪、十字架、草叉和棍棒、长矛和镰刀”，其武器弹药的补给需要从共和军手中夺取——而且他们并非常备军，农民在战斗结束后会回家干农活。为了寻找具有军事才能的领导者，起义者寻求当地贵族的支持，后者通常是前波旁王朝的军官。例如亨利·德·拉罗什雅克兰，他曾是路易十六的侍卫，1792年离开巴黎，退居乡下庄园。据说，一位农民在1793年来找他，宣称邻近教区的居民们渴望加入起义，已经拿起武器，并且请求他担任他们的领袖。被任命为旺代天主教和皇家军队的总司令时，德·拉罗什雅克兰才刚满二十一岁。勒芒（Le Mans）战役失败后，他高呼：“我真希望战死沙场！”此后，他的行动愈加鲁莽，1794年1月在游击战中被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