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体系。例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指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指出“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等等，为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这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虽然其在研究生产关系时也必然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但并未在经济学意义上建立起关于生产力的完整理论体系。应当看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果只限于生产关系，而不进入生产力领域，会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作用越来越小。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结合新的时代要求构建新的生产力理论。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60.1万户、第二产业新设96.5万户、第三产业新设1171.2万户。截至6月底，全国在册“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企业2536.1万户，同比增长6.6%，占企业总量的40.2%。
自然保护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双赢？这个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牛洋强调，保护并非完全不能开发利用，而是要合理保护、科学利用，他以被誉为种子植物“活化石”的银杏举例称，得益于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野外银杏种群现已得到非常好的保护。(完)
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发挥我国规模优势，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思想：立足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在重大工程、核心技术攻关领域实现突破；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等等。这些实践突破了西方“小政府、大市场”的治理教条，展现出大国治理智慧。西方经济学无法理解这种“大国发展逻辑”，更无法提供应对超大规模难题的方案。
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首先是整体性原则，必须将生态系统视为有机整体，避免碎片化治理。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就需要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等多方面的关系，实现全流域的系统治理。其次是自然优先原则，要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干预应该是顺势而为，而不是取而代之。比如在退化草原修复中，采取围封禁牧等自然恢复措施往往比人工干预效果更好。最后是协同性原则，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生态保护修复要找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结合点。在实施路径上，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制定差异化的修复策略，完善多元参与机制，强化科技支撑能力。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资源配置上是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独特的资源配置机制，既避免了市场失灵的弊端，又克服了政府干预的低效。这种机制创新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在微观层面，通过深化价格改革、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举措，让市场信号引导资源流向高效领域，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在中观层面，通过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精准引导，推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在宏观层面，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持经济稳定运行。
荷兰男子拔河运动员文森特·瓦赫曼斯也在中国度过48岁生日。比赛结束后，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生日快乐”的祝福语，成都世运会吉祥物“蜀宝”“锦仔”被作为礼物送到他面前。他说，此次世运会之旅，让他体验到中国民众的热情好客，这将是自己最特别的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