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起事件，引起了一些企业人士的担忧。这些担忧包括是否存在全国性查税，不少企业担忧如果倒查多年需要补税，这对于经营困难的当下无疑是“雪上加霜”。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强调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明晰”理论，都服务于维护私有制绝对主导的制度逻辑，其理念渗透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难以解决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贫富分化”的困境。反观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实践路径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我国始终将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学“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断言，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价值优势的集中体现。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充分证明了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决定了理论指导的独特性。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而是要打破教条束缚，从中国经济制度的实际出发总结规律、创新理论。
这时候，我开始上抗日小学了，学校就在涌泉，我的老师中最喜欢的是傅贡三先生。我们学的第一课是：“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还有一首歌，唱的是：“秋风凉，树叶儿黄，战士杀敌在前方，我为战士缝棉装”，《义勇军进行曲》也是这时候学的。
我的童年记忆基本上是从抗战开始的， 抗战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家庭，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在说抗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我叫王志民，生于1930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我父亲叫王厚甫（原名兆敦），母亲的娘家姓李，嫁过来后取名王李苹，我是第四个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乌鲁木齐不缺国际和地区航线。2024年，乌鲁木齐机场累计运营定期客货运输航线共240条。其中，国际定期客运航线26条，与高加索地区三国与中亚五国实现全部通航，通航中亚航点数量为国内十大枢纽机场之首。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路径。我国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
小陶镇文化站站长黄光棉介绍，1934年7月6日，由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历经艰险于7月15日抵达小陶镇，与红九军团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