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到了1942年春，我们随东进支队到了临沭马陵山一带，我父亲担任滨南行署（行署主任为谷牧）财政科科长，他从参加革命后就跟钱打交道，后来南下到嘉兴、杭州也是做财政银行工作。我也重新上小学，学校在细柳庄，由一位周姓的老乡照顾我，那时候我们抗战子弟一天发二斤粮食，还有糖和油，还发衣服和毛巾，虽然衣服质量不好，但是比家属待遇好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一天只配给半斤粮食，她需要纺线才能维持生计。
但是好景不长，1940年后鬼子不断来扫荡，根据地越来越小。1941年农历三月扫荡，把鲁南三军区（司令员是贺健，建国后任沈阳军区顾问）堵在了沙埠，最后五连掩护军区机关撤退，连长和战士全部都牺牲了。最严重的是41年的八月十五大扫荡，这次日军从青岛、连云港、徐州三路围攻临沂，加上维持会有两万多人，咱们八路军才有六千多人。
这时候抗日斗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坏事一个接一个。二叔兆昕在白彦战役中受了重伤，没多久兆坊叔（时任临沂参议会副参议长）在大炉一带死于反扫荡，那时候他才29岁。等抗战胜利后，他的尸骨被移到咱们家的林地里，政府正式给开了追悼会，追悼会是我寅生叔主持的，傅伯达、沈汉三都讲了话。兆坊叔牺牲后，他的母亲想儿子想疯了，天天到我们家哭着要人，因为他是我父亲带着出去参加革命的。
随着科创人才全面融入创新生态，“工程师红利”加速释放，中国经济正加速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我国生态保护修复实践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在理念层面，实现了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防控、从单一要素到系统治理的转变。在制度层面，构建了法治保障、政策引导、市场激励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在技术层面，形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评估技术体系。这些进步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更重要的是培育了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数量达5.2万，是全球第二大人工智能人才聚集地，丰富的人才资源有力支撑了科技创新。2024年，我国机器人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机器人专利申请总量的2/3，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的最大拥有国。
眼下，企业机器人生产线高速运转，每日稳定产出多种型号的物流机器人。“我们的机器人‘力气’跨度极大，从50公斤到1.5吨不等，小到车间里搬零件，大到电商仓库托举货物，都能胜任。”何梓杰介绍。凭借前沿创新技术与深度本地化策略，企业已在日本市场扎根。未来，企业将根据当地物流行业的需求，持续研发、实现共赢。(本报记者 季觉苏 刘军国)
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方面，习近平经济思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多边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与共建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