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攻灭大理政权，基本未遇太大抵抗，总共耗时也不到半年，次年之初他就匆匆北返，留下兀良合台继续在云南征战。忽必烈灭大理，虽可视为一项大功绩，但它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蒙军攻灭大理进占云南地区，但由此地北上欲图“斡腹”攻宋的战略意图并未实现。从云南北上攻宋，要克服险恶的地理环境，山川横亘，瘴疠之气肆虐，要跨越这样艰难的地理区域，难度可想而知。兀良合台北上进军虽与忽必烈在攻打鄂州时取得了联系，然而由于忽必烈急于北上争夺汗位，蒙古欲图夹击南宋的效果自然没能实现。
蒙元时代的文献有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包含多语种文献。它的核心文献主要有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波斯语文献，后两者占绝大部分，其中汉语文献所占比重又最大。《蒙古秘史》由蒙古草原史家所撰就，《元史》与《史集》则由蒙古帝国东、西部两大继承王朝（或后续王朝）的明王朝和伊利汗朝的史官们所编纂，这是基础性的三种史料文献。它们各有自身史学编纂传统，汉文史学的编纂传统既不同于草原史家传统，也不同于穆斯林世界史家的传统。多语种文献所记载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不同语种文献之间也可以比勘互证。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所生成的史料文献，矛盾、歧义之处很多，史学研究者应将互异的史料放置在自洽的逻辑系统中加以合理地阐释并建立新的历史叙述。
游泳赛场当日焦点战是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美国传奇名将莱德茨基与加拿大“游泳女皇”麦金托什“神仙打架”，前者今年打破了自己在里约奥运会创下的该项目世界纪录，后者则是最接近这一新的世界纪录的人——差距不到1秒。
这部作品对于契诃夫同样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弱化戏剧冲突的《海鸥》在1896年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首演失利后，曾令契诃夫一度放弃戏剧创作。两年后，斯坦尼以贴近现实生活的舞台呈现、强调人物内心真实体验的导演方式复排该剧，意外获得巨大成功。这一演出不仅扭转了《海鸥》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戏剧史的方向。
通报称，调查组采取走访询问、查阅接报警记录、查询公安信息系统、查看监控视频和行车记录仪、调取执法记录仪记录、组织当事人当面沟通等方式开展调查，对李某某质疑和网民关注的重点问题作了核实。
酒店因为房型的特殊设计，泥淤积存量巨大，清淤很困难。就在刘智束手无策的时候，政府的工作组主动来了解各个酒店的受损情况，制定解决方案。很快政府就组织了挖机、清淤车等大型机械来帮助清淤，被损毁的地下室水泵房也在政府的帮助下重新建好了。酒店的硬件设施陆续恢复了正常。
“当地政府对台农的补助和相关技术支持，助我一臂之力。”王耀宗指着温室里的自动化系统说，这些是用政府补贴的几十万元购买的，有现代化设备辅助，兰花长得更好。
另一方面，蒙古人又常以征服世界的“天命观”自居，这种“天命观”只是一种抽象观念的表达。萧启庆先生曾指出，游牧人群向外征伐有一种王权神授的观念，以“天”为最高主宰。匈奴王阿提拉曾宣扬受上帝之命为世界之王，西突厥可汗室点密曾向拜占庭使者表达突厥人要征服世界，蒙古人更是声称受“长生天（腾格里）”之命要征服和统治世界，贵由汗印玺上刻着“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贵由汗，上帝之力量，一切人类之皇帝之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蒙古人与汉人在天命观问题上也有共同之处。不过，蒙古人对于负有“天命”是要求臣服者履行实在的义务以确保其要求能得到实现，而汉人的“天命”则多体现在象征意义层面。蒙古要求臣服者履行投诚义务，而对于不臣服者则意味着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