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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新兵营”及留苏归国干部中抽调130余人,分赴新疆行政、财政、文教等领域工作。星火燎原启新章,在财政领域,毛泽民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他通过改革币制、整顿税收,使新疆财政扭亏为盈。在教育战线,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以延安抗大模式办学,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文化宣传方面,共产党人主持的《新疆日报》大量刊载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文章,并聘请漫画家鲁少飞创作上千幅抗战漫画,悬挂于迪化街头,激发民众爱国热情。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正是因为有他们奔赴天山南北,才能有彼时新疆在抗战期间各方面都呈现出的轰轰烈烈的生动景象。
这需要多方合力构建“认知免疫系统”:学界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枢纽,当辨伪去妄,在这里,董晨宇对戈夫曼提出“傻子共振”的辟谣就可资借鉴;平台作为信息分发中心,也该为此类伪概念传播踩刹车,在这方面,抖音上线“辟谣卡”就是积极尝试;网民作为信息消费者,也不能失去辨析能力,再碰到类似名词时该想想:它真的是学者所说吗?是否有理论佐证与数据支撑?会不会有反向结论?
他们有的已走出高墙数年、仍四处求职,却因犯罪记录被拒之门外,临时工作干不长,摆摊被驱赶,贷款遭拒批;有的在打各种临工生存,从快递到外卖,创业也因背景筛查梦碎,大企业的招聘政策虽带来一丝希望却仍忐忑不安;有的终于找到工作,却很快因派出所介入后被同事疏远,跑滴滴、送外卖受限,打零工也不稳定,最终只能回老家艰难维生。
位于北碚的西南大学内有一个名为“作孚学社”的学生社团,以卢作孚先生的名字命名,至今已成立17年。在“00后”社员宋思懿看来,卢作孚先生的功绩不仅在于指挥“宜昌大撤退”,更在于通过乡村建设、实业救国等壮举推动了社会进步。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纪念馆里,我看到一辆复原的吉斯-5卡车,这辆车在民间素有“羊毛车”的俗称,其背后藏着一段因统战工作而创造奇迹的历史——抗战期间,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努力下,新疆不仅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而且成为延安与莫斯科之间最安全的“桥梁与纽带”。据统计,仅1938年就有500辆吉斯-5卡车、1500多吨汽油经此运抵抗日前线,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雪中炭”。最动人的是“羊毛车”的返程故事,当时苏联援助的卡车送完物资后,会装载新疆的羊毛、驼毛返程,各族牧民知道这些物资能换武器,争相把最好的羊毛送来,甚至自发成立“梳毛队”保证质量。我想,这条从苏联萨雷奥泽克到中国兰州的陆路,能穿越沙漠戈壁畅通无阻,正是统一战线凝聚各方力量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