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苏畅一家第一次去漠河避暑，到达的那天是7月17日，气温在30℃左右，她发现“热的时候真难顶”。她提到旅程中天气炎热又多变，“十里不同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太阳雨，一会儿又晴了，一会儿又大雨。她和家人入住的宾馆一晚174元，设施“挺智能的”，但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她看到有住客问酒店前台要冰块降温。
人文经济学是对反映和表达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诉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造成的“人文悖论”弊端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规定经济领域中的“理性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即“资本人格化”。而与此相对的是他在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着力阐明的：人的社会本性为富有道德情怀、伦理规范和人文诉求的文化主体。然而，亚当·斯密将“理性人”与“道德人”一分为二，人文要素被排斥在经济学领域之外，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始终无法摆脱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弊端的根由所在。这一弊端被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一书中称为“斯密之困”或“斯密问题”，本质上就是两者断裂的“人文缺失”“人文悖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弊端源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造成“漠视人”、人的“自我分裂”与“资本人格化”等“全面异化”。人文经济学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根基出发，以“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出发点，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孤立个人“私有本位”与“资本拜物教”的藩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成为人文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前提。对此，习近平同志曾在《之江新语》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文化人”本身的全面需要，弥合了“人文悖论”鸿沟，不断推动着全面生产和全面供给，通过人的全面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扩展为“全面社会价值交换理性的人择原理”，取代了西方经济学抽象的“理性人假设”和“物用价值论”，这就是坚守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性立场，创造“人文回归”逻辑的人文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经济学表达，更是唯物史观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表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主张也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人文经济学“人文回归”的根本宗旨。
作为海南唯一一个火车轮渡码头，海口南港承担着粤海铁路大通道的跨海运力，今年5月，南港“二线”口岸改造项目投入使用，扩容升级后的新口岸规模相当于老南港站的4到5倍，可通过火车轮渡日均吞吐数万吨货物，成为连接海南与内地的战略通道。
甘肃武威8月4日电 (王牧雨)“相约如意甘肃·厚植爱国情怀”第二届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活动3日在甘肃进行中。香港东华三院张明添中学学生陈曾瀚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来甘肃前觉得这里干旱炎热只有沙漠，来了之后没想到，这里不仅气候宜人，风景更是目不暇接，更加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购在中国”的核心突破在于政策工具的系统性整合。活动依托“政策+活动”双轮驱动机制，将离境退税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宏观政策转化为区域实践。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重点监测的50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6.4%，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8.2%，印证了政策对消费信心的提振效应。
1903年，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其代表作《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最先提出了“原子化”的概念：“城市居民的生活长期处于紧张刺激和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导致居民逐渐缺乏激情、过分理智、高度专业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原子化。” 当大量人口脱离乡村共同体涌入城市，传统的人际纽带被割裂，个人首次面临如何在陌生人群中自处的挑战。众生男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承受着失去归属与意义的精神煎熬。这种孤独不仅是个人心理层面的问题，而且是现代性的内在症候，根植于社会结构转型、技术异化与个体化进程之中，呈现出物质繁荣与精神疏离的深刻悖论。
夜幕降临，一阵锣鼓响，六尺巷的“五亩园”演出精彩不断，黄梅戏、单口相声、桐城歌轮番上阵。台上艺术家表演不停，台下观众也互动唱和。“能在旅途中体验非遗，感觉很有意义。”来自浙江杭州的游客郭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