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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向西进征有更早的突厥人群导夫先路，他们同处于内陆亚洲地区，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各层面也相对更为接近。突厥语人群早已在中亚扎根，尽管突厥人趋于定居，但仍然保存着许多游牧的传统，突厥人和蒙古人都以部落形式组织在一起，两者之间更易接纳与融合。关于突厥人于历史的重要性，正如已有学者所指出，现在学界更趋向于重视它在内陆亚洲地区东西间的交流，而非南北间的问题。当我们将观察的轴心转换至东西方向来思考蒙古高原的历史时，或许有助于理解蒙古的三次西征。窝阔台派遣主力西征，南宋并未成为当时蒙古的优先征讨对象，它的根源或应从这里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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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海清：我们要特别注意，成吉思汗作为蒙古第一代游牧统治者，他有自身的局限。游牧人群对外攻击起初多为试探抄掠性质，以劫掠物资、牲畜和俘获人口为目标。成吉思汗于1205年、1207年、1209年三次对西夏的战争都应这样来看待。西夏臣服蒙古的逻辑建立在他们此前与辽、金和两宋的基础上，成吉思汗起初显然对此也认同，获得相应经济利益后，即行撤军离去。1215年，在蒙古攻金一路高歌奏凯的当口，金廷遣使请和，成吉思汗一度想与金达成和约，他对身边将领说道，“譬如围场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独余一兔，盍遂舍之。”成吉思汗当时并不想要灭金，只要能掠夺到额外的经济收入，他的权威就能得到维持。成吉思汗西征时，“百姓只要选择投降，蒙古人就把一名沙黑纳派给他们，持一份塔木花为凭证，然后离开”。

　　携程集团副总裁秦静认为，随着这一政策的施行，将加速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旅游交流及经贸互动。同时，政策也将惠及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逾百万华人华侨，使得他们回国探亲或旅游的过程更为简便顺畅。秦静指出，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国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也期盼在旅游领域激发更强劲的合作动力。

　　第三，新的台行政机构刚上路，即遇上立法机构改革风暴，尚无亮丽表现。再加上若干“部会”状况不少，屡成媒体议论焦点，如台内务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海委会”等。

温海清：每任大汗都需要对外征伐以获取武功，它成为自成吉思汗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惯例。对于当日黄金家族成员来说，它就是“大札撒”，是“国法”，每任大汗都须谨守。窝阔台灭金成就其武功，蒙哥欲灭南宋也是为获取武功；忽必烈灭大理、亡南宋，更是其武功。王磐曾谏止忽必烈出征日本，忽必烈反应激烈，“磐入谏曰：‘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臣以为勿伐便。’帝震怒，谓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国法，言者不赦，汝岂有他心而然耶﹖’”忽必烈灭宋之后，欲图向外征服的野心仍在继续，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思维惯性在起作用。不过，忽必烈对日本以及东南亚方向上的进征，应是受到“混一”天下观念的影响，所谓“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这与中原汉地的影响不无关系。至元代中期大德年间，元成宗因“未有武功以彰休烈”，有大臣建言成宗出兵讨伐八百媳妇国，不过以失败告终。也正因为失败，文献记载反对出征的意见不少，当然也就不再会提及“国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