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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驻日公使的蒋作宾9月19日上午九时抵达朝鲜的汉城，刚到即被各新闻记者拿着号外告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于是，蒋作宾便忙于慰问朝鲜的华侨，同时致祭死难者。值得一提的是，刚到汉城时，蒋作宾就得到了日本在朝鲜的总督宇垣一成的殷切招待。当天中午，宇垣一成对蒋作宾称“不愿此事扩大”，蒋作宾认为“似言行不敷”。于是，这天深夜，蒋作宾即拜访宇垣一成，“陈说各种利害，要求即时停止军事行动”，对此宇垣一成的反应是，据蒋作宾的日记：“颇动容，允即电前方，若中国不来攻击，暂停进行，惟盼中国履行各条约，并愿援助中国统一。”在之后的几天中，“沿途日本方面保护、招待颇为周到”。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魏锋早已深陷“债务危机”。前些年，魏锋因帮助他人担保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欠下了大额债务。“除了思想防线失守，这也是魏锋一步步滑向深渊的重要原因。”代振宇说。

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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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步一步在军事、政治上蚕食中国，全体中国人民也一步一步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开始由此前的“一盘散沙”走向团结与统一。本文以个人日记、报纸等史料为中心，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华民族英勇抗战、走向一致的过程。叙述时段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止于9月26日（1931年的中秋节）。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于9月18日深夜，大多数人最早知道其发生已经是9月19日了，因此大多数史料是从9月19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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