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炎是江西省南康县人，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任文书科长，以秘书身份协助主席工作，与主席结下深厚情谊。之后他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并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从延安南下参加新四军。
温海清：每任大汗都需要对外征伐以获取武功，它成为自成吉思汗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惯例。对于当日黄金家族成员来说，它就是“大札撒”，是“国法”，每任大汗都须谨守。窝阔台灭金成就其武功，蒙哥欲灭南宋也是为获取武功；忽必烈灭大理、亡南宋，更是其武功。王磐曾谏止忽必烈出征日本，忽必烈反应激烈，“磐入谏曰：‘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臣以为勿伐便。’帝震怒，谓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国法，言者不赦，汝岂有他心而然耶﹖’”忽必烈灭宋之后，欲图向外征服的野心仍在继续，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思维惯性在起作用。不过，忽必烈对日本以及东南亚方向上的进征，应是受到“混一”天下观念的影响，所谓“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这与中原汉地的影响不无关系。至元代中期大德年间，元成宗因“未有武功以彰休烈”，有大臣建言成宗出兵讨伐八百媳妇国，不过以失败告终。也正因为失败，文献记载反对出征的意见不少，当然也就不再会提及“国法”的问题了。
您认为，“成吉思汗对金的政策实际仍停留在传统的农耕与游牧旧有关系层面，至窝阔台时期才发生根本转变”，这个根本转变指什么？统一中国的战略是在窝阔台统治时期形成的吗？
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提振了国际社会的信心。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如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等，因中国二季度经济数据好于预期，纷纷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稳健表现为全球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国通过扩大内需、优化结构等措施，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示范。
曾文莉认为，在职业选手商业价值充分释放后，其成功效应才会吸引更多的人群尤其是青少年从事网球运动，而这是中国网球经济发展的根基。
新疆机场集团总经理吕辉斌表示，国泰航空开通乌鲁木齐至香港航线，标志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线网络又一次升级，满足了新疆及周边地区旅客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不仅提升了乌鲁木齐机场的国际化水平，也将进一步增强新疆的区位优势和影响力，共同助力打造乌鲁木齐成为连接亚欧区域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目标。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草原游牧民对于农业或城镇社会的了解有限，他们的政治理想并不是直接统治农耕世界。但随着征服的深入，尤其是在经历对中亚地区的征战之后，蒙古人对于农耕定居世界的认识开始发生改变，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中亚突厥人群。突厥人群在中亚已积累起与沙漠绿洲农耕区居民打交道的经验，虽然绿洲农业的规模和水平远不及中原汉地，相较于草原游牧人与中原巨型农耕社会之间的交往模式也不太一样，但蒙古人应是从突厥人那里获得了经验。蒙古时代最早就是在中亚地区设置了达鲁花赤（对应突厥语词basqaq），这标志着蒙古人对征服诸地实施统治正式开启。尽管如此，窝阔台时代蒙古人在面对巨型农业社会和超大规模人口时，仍显得有些生硬，“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