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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义税负一直高于实际税负。所谓名义税负是指企业名义上该缴纳的税费。由于征管、企业对税法理解等原因，实际上企业不一定足额缴纳法律意义上的税费。
“原来赛事可以这样玩。”珠玉在前，各地的“超字号”在开赛之初即同步启动文体旅多业融合，力争踢出“一纸票根激活多城消费”的“好球”。
公器私用，将地质调查、矿产开发等权力作为敛财纳贿的工具，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矿权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巴特曼写到，他过去在大学教书批改学生论文时，可能每个学期会抓到一个明显的抄袭者，通常是某个来自某个反抄袭意识较弱的教育体系的国际学生在谷歌搜索结果中复制粘贴。现在，大学老师们正在被人工智能论文淹没，不仅是懒惰的学生，还有律师、数据科学家、医生，他们都在把提示输入抄袭机器然后将输出当成自己的。
在达美航空（Delta）的带领下，许多航空公司现在正在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利用大数据进行价格设定。借助新的监控技术，这些公司利用消费者隐私设定“个性化”票价，从而抬高票价。中文社交媒体上经常有对“杀熟”的讨论，人们发现在航空公司或代理平台上多次搜索后价格提高，晒出不同账户得到的不同价格，但机票定价背后的机制比这更复杂。屡获殊荣的独立调查新闻编辑室Lever的一篇文章（作者Katya Schwenk和Luke Goldstein）介绍了这种“监控定价”。
为促进就业，深圳把“就业驿站”开在了家门口。近日，在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水贝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的民营企业服务月直播带岗活动中，31家企业共提供了1444个岗位。求职者不仅可应聘，还能享受职业测评、“一对一”职业帮扶、政策指导等服务。水贝社区党委书记朱梅英说，“就业驿站”形成全链条跟踪服务，成功推荐290多名学员实现就业创业。
长芦盐商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受压迫史”。相反，正如关文斌所指出，清政府与盐商之间既有掠夺性的剥削关系，也存在庇护性与合作性的互利关系。这一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清承明制的原始积累“掠夺期”。新朝伊始，清廷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盐务经营管理制度，即“包税制”：商人预缴盐税行盐后，获得世袭购买、运输和销售食盐的专营权。此外，初创的清廷更以附加税、纳贡、摊派等形式进行额外税收，缓解迫切的财政需要。商人处于被动应对状态（49、54-56页）。盛清的休养生息期。三藩之乱平定后，康雍乾盛世开始。此时，国家与长芦盐商的关系进入蓬勃发展期。廷清为了维系财政稳定，开始提供“发商生息”、税收减免等“恩典性”财政安排以及户部盐课奏销程序修订等制度性改善，为长芦盐商的发展带来一些机会。此时，商人以“捐输报销”等方式予以回报，甚或是通过行贿来影响国家政策，尽管这些活动多数事半功倍（57-62页）。晚清再次进入掠夺期：道光以后，清廷面对财政危机和外患压力，恢复甚至加剧了对盐商的经济压榨。首先，1810年代铜钱与银两兑换问题使得盐商难以为继。而为了支付河工海防等工程，国家亦不断增加盐价，所收钱文悉数随盐课上缴国库。而太平军和捻军等活动，更对盐斤运销带来毁灭性打击。为应对这些变化，长芦盐商通过走私、行贿等方法在夹缝中求生存（67-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