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基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原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从未遇到过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傅聪指出,美国是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搅局者。美方在南海地区部署包括陆基中程导弹在内的进攻性武器,频繁派遣大规模舰机到南海搞军事侦察和演习,在别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横冲直撞,无非是想把南海搅乱,服务美国的地缘战略私利。
对此,靖边县创新推出“1+1”改造模式,即业主自筹资金自主实施外墙保温砂浆等部分工程,政府利用上级补助和配套资金,通过招标实施屋面防水、楼梯间改造等核心内容。“以户均算,业主自筹从原来的2万多元降到5000元左右,政府投入的844万元中标资金能覆盖更多关键环节。”李晨平说,这样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让资金“花在刀刃上”。
半年后,林珍被分配到伤兵医院当护理员。起初只是打扫卫生、送水喂饭,慢慢地也学着给伤员洗伤口、换纱布。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纱布要反复使用,“纱布换下来后,我就拿去河边洗。”林珍回忆,春夏时还好,一旦入冬,血块在冷水里化不开,就要用手使劲搓,“洗完手就冻坏了,生了冻疮,又痛又痒。”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发展目标的价值取向上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强调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土壤的西方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明晰”理论,都服务于维护私有制绝对主导的制度逻辑,其理念渗透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难以解决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导致许多西方国家陷入“贫富分化”的困境。反观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同时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实践路径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我国始终将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为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打破了西方经济学“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的断言,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成为我国经济制度价值优势的集中体现。
“过去5年,中国持续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诸多积极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主任、研究员李璐分析,在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全国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基于此,中国在教育上加大相关领域招生培养力度,在高等教育阶段加强前沿学科和基础学科相结合的专业设置,推动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均实现明显提升。围绕技能人才培养,中国持续推进产教融合,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同时,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越来越受重视,面向基础教育加强创新能力培养,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不断完善。
在实践中,我国推动形成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格局,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压舱石”作用,在重大战略实施、公共服务提供中承担主体责任;民营企业在创新创造、吸纳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展现出强大活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资本控制力到减税降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从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不同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到出台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这些创造性实践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打破了西方经济学中“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的教条,也打破了西方经济学将公有制视为“效率低下”甚至将其排除在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之外的误区。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这种多元所有制结构的优势尤为显著。国有企业在疫情防控、抢险救灾中冲锋在前,民营企业在稳定产业链、保障民生供给中积极作为,形成了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这是西方私有制主导的经济制度难以实现的制度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