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社会学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引入,历史研究发生了变化。在“白军”和“蓝军”之外,出现了第三类作者。如法国的保罗·博伊斯(Paul Bois)、马塞尔·福舍(Marcel Faucheux)和查尔斯·蒂利。他们认为,这场起义的导火索并非1791年教士的民事宪法和1793年路易十六的处决,而是旺代地区长期的贫困。革命未能实现1789年三级会议里的承诺:旺代省的大多数人口是佃农,他们未能从废除封建权利中获益。虽然王国和贵族的财产被拍卖,但主要惠及资产阶级和商人。从那时起,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剧变,大规模征兵使青壮年人口聚集,成为不满情绪爆发的导火索。蒂利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源和人力,首都巴黎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作为外省的旺代则被单方面无度索取。即使国家从封建时代进入共和时代,旺代农民的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改善。随着反法同盟战争的爆发,政府派发的税收和徭役激增,引发了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旺代叛乱只是一个最为激烈的例子。然而,由于这类作者没有迎合“白军”的叙事,也被后者归为“蓝军”。
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著有五十一本书,其中十八本已被翻译成中文。蒂利涉猎广泛,包括城市社会学、国家形成、民主、社会运动、劳工和不平等一系列主题。但是,他的第一本书却是历史题材,讨论法国大革命时期“外省”的反革命运动。
从1793年冬到1794年春,共和军在“旺代军区”实施了暴力镇压。在城市约有一万五千人被枪杀、溺毙或送上断头台,而在乡村,约有二至五万平民被地狱纵队(colonnes infernales)杀死,许多城镇和村庄被烧毁。1794年12月,共和军与旺代各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并在1795年2月至5月期间谈判并签署了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第一次旺代战争”。1795年6月,“第二次旺代战争”爆发。然而,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领导人要么屈服,要么在1796年被处决。此后旺代地区还经历了短暂的叛乱,包括1799年的“第三次战争”,1815年的“第四次战争”和1832年的“第五次战争”,规模都小得多。据估计,五次战争遇难人数约为二十万,其中包括约十七万名旺代军事居民,占起义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有些地区出现了多个国际航空枢纽的格局。比如华南的广州、深圳,西南的成都、重庆、昆明,西北的西安、乌鲁木齐。但与成渝不同的是,西北地域辽阔,西安与乌鲁木齐距离非常远,两个枢纽生态位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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