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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作为00后,汪唯一从不觉得与老人相处是种负担。“我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跟他们交流就像跟我爷爷奶奶交流一样。”家里的四位老人相继去世,她似乎将未曾释放的思念,悄悄投注到了工作中去。
中国驻法国使领馆提醒来法中国公民保管好自己的行李,尤其是身份证件和贵重物品,寻找可靠的接送机司机或旅行社;尽量不穿戴名牌服装、首饰、手表等,防止成为不法分子“目标”;商店购物时安排专人看管行李,购物后就近上车,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酒店退房时留意周围是否有可疑人员,将行李置于双手可控、视野可及的范围内,团队尽量结伴而行并相互提醒。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一同施救的还有45岁的方伟。最终,方伟拼至体力透支,在岸边人协助下,将落水男童救上岸;而胡国涛身陷深水区,手脚已不听使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