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文斌(Kwan Man Bun),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历史系教授。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著作《亦官亦商——明清天津的盐商与社会》。1999年,本书初版以《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为名,由南开大学张荣明先生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英文版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最新的中文译本则是在1999年版基础上做了系统修订之后的再版。
长芦盐商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受压迫史”。相反,正如关文斌所指出,清政府与盐商之间既有掠夺性的剥削关系,也存在庇护性与合作性的互利关系。这一演变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清承明制的原始积累“掠夺期”。新朝伊始,清廷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盐务经营管理制度,即“包税制”:商人预缴盐税行盐后,获得世袭购买、运输和销售食盐的专营权。此外,初创的清廷更以附加税、纳贡、摊派等形式进行额外税收,缓解迫切的财政需要。商人处于被动应对状态(49、54-56页)。盛清的休养生息期。三藩之乱平定后,康雍乾盛世开始。此时,国家与长芦盐商的关系进入蓬勃发展期。廷清为了维系财政稳定,开始提供“发商生息”、税收减免等“恩典性”财政安排以及户部盐课奏销程序修订等制度性改善,为长芦盐商的发展带来一些机会。此时,商人以“捐输报销”等方式予以回报,甚或是通过行贿来影响国家政策,尽管这些活动多数事半功倍(57-62页)。晚清再次进入掠夺期:道光以后,清廷面对财政危机和外患压力,恢复甚至加剧了对盐商的经济压榨。首先,1810年代铜钱与银两兑换问题使得盐商难以为继。而为了支付河工海防等工程,国家亦不断增加盐价,所收钱文悉数随盐课上缴国库。而太平军和捻军等活动,更对盐斤运销带来毁灭性打击。为应对这些变化,长芦盐商通过走私、行贿等方法在夹缝中求生存(67-71页)。
与Uber不同的是,Uber极力隐瞒自己在搞监控定价,而达美却高调发新闻稿。这种做法受到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吹捧,他们声称这会提高市场效率,让那些买不起高价的顾客得到折扣。但现实是,卖方并不想增加“信息透明度”,他们只是想监视你。一旦有人试图反向监控他们(如爬取价格数据以寻找低价),企业往往会用诉讼威胁加以打压。
“当时驾校原价表上价格是4688元,但是我刚好因为节庆优惠还有多人报名,最终差不多节省了四五百块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申悦妮坦言,价格肯定也是重要的考量点,之前她了解到部分驾校会在燃油费、考试费等项目上打幌子,所以自己在选择驾校时会更加留意。具体学费是包含了哪些费用,不包含哪些费用,合同里写清楚才会比较安心。
保税维修作为一种新兴服务业态,是现代服务业的新赛道。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把企业的痛点变成了政策发力的锚点,支持这个新产业健康发展。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与其所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
经查,李鹏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培植个人势力,搞“七个有之”;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车辆司机服务安排;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背组织原则,卖官鬻爵,严重污染地方政治生态;廉洁底线失守,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腐化堕落;贪婪无度,政商勾连,大搞新型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矿产开发、企业经营、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股权股份等巨额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