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华容县城东北、横跨湘鄂两地的桃花山，满目苍翠。87岁的陈恩炎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向新四军烈士纪念碑，清扫落叶，擦拭碑体。孩提时的记忆，又涌上心头。
中午12点，渔船开足马力，向东海进发。受海上风力影响，此次出海开展捕捞作业的渔船均为大型海洋渔船。所有中小型渔船、内陆渔船暂缓出海，等待后续指令。
作为天然深水良港，宁波舟山港在数字化浪潮下焕发新的生机。2024年，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达13.77亿吨，同比增长4%，连续16年稳坐全球“头把交椅”；年集装箱吞吐量达393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稳居世界第三。
二、围绕系统保护好各类文化遗产资源，鲜明提出“构建比较完备的不可移动文物与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体系，基本建立布局合理、富有浙江地域特色的博物馆网络”
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就浙江实际而言，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相对分散。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强调要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指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关心和爱惜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财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独特的传统气质，才能传承下去”。他强调，建立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咨询制度、公众和舆论监督制度，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3年9月，习近平同志到兰溪诸葛村调研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时，对其整体性保护、村民与村落共存的保护方式给予充分肯定。2006年6月，习近平同志专题调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提到保护古村落时，再次肯定诸葛村“人人都是股东，人人都是文保员”的保护利用做法。习近平同志倡导的文化遗产全民共保理念及其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揭示了文化遗产保护“依靠谁、为了谁”的深刻道理，为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金钥匙”。
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习近平同志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正确的政绩观，提出党委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现在的各级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对文化遗产应该有认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有认识的情况下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不想花力气在这些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会给你挂奖章、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上，这就是政绩观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文化保护工程”作为重要工程来抓。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2005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加快推进文化遗产立法工作；2006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被列为地方一类立法项目，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制度。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党委政府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责任，推动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
近些年我们也能看到这些举措，中国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有不少是长期执行的制度性政策。比如为消除重复征税，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3%；个人所得税也通过扩大税率级距、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提高起征点，实际降低了税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等。
今夏，“票根”成为多地消费市场的高频词。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介绍，各地以各类演出、赛事、展览、旅游等活动的票根为载体，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和全产业链延伸，探索发展涵盖票务销售、衍生消费、数据服务、文化传播等环节的“票根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票根经济”串联不同消费领域，为消费市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