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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该系列丛书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统筹全省社科力量编写，分别从宏观经济、农业农村经济、文化产业、社会发展、人才和法治建设、传媒和旅游业发展等领域展开分析研判，全面总结河北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现状，是关注河北、了解河北的重要窗口。

　　四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进一步优化。在与企业家直接对话交流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形成制度成果。制定了《江苏省政企沟通协商制度实施办法》《关于健全民营经济人士意见诉求收集反映和协调办理机制》两个文件，明确了政企沟通协商的人员、形式、内容、程序，实现了企业家诉求从受理分送到办结反馈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推动“政企直通车”更加便捷高效、规范有序。

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反应，在当时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下，邵元冲所说未必精确。黄自进将日军的两轮进攻下东北军的反应分别概括为：投降、撤离、放弃抵抗而武装突围、积极抵抗力竭突围、积极抵抗壮烈牺牲；不抵抗而投降、不抵抗而撤退、奋起抵抗力竭投降。表面上来看，黄自进指出这些差异“正显示命令（指‘不抵抗政策’）的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应如何解读命令的内涵，似乎因人而异”。但在根本上，黄自进认为问题出在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张学良，对于许多东北军与东北地方政府已无法真正控制，亦即他们“在事变的初期就无意效忠张学良”。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知。新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被许多人目为“亲日派”、“日本通”的黄郛在9月19日晚上由张群电话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黄郛这一天在日记中称：“回忆六月初旬，时岳军（张群）在北平，曾有一函致岳军，对时局加以三点注意。其第二点即说对日外交应稍转变，若操之过急，恐日人乘我南部有事时，在满洲有所动作牵制张汉卿（张学良），令其不能戮力关中，镇压北部。又于八月初旬，君怡（沈怡）由山回沪时，托伊转达岳军……兄宜十分对外慎重……两次进言毫无回声，今事隔四阅月，而居然难作。岳军电且有促我早日返沪之意，事已至此，返沪有何用处。言念前途，真是心痛。”

对于如何处置及其可能的走向，或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或准备对日交涉，或呼吁开战，或决定忍耐，或干脆什么都无所谓了，甚至还有认为这将发展为“日俄之战”的（这一说法尽管今天看来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却一直是当时国人思考未来发展的一大重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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