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推动“内”“外”循环联动发展,增强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具体包括:第一,以“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第二,以积极参与并签署高标准的多边、双边国际经贸协定,倒逼国内制度改革。第三,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关文斌(Kwan Man Bun),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历史系教授。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著作《亦官亦商——明清天津的盐商与社会》。1999年,本书初版以《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为名,由南开大学张荣明先生翻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英文版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 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最新的中文译本则是在1999年版基础上做了系统修订之后的再版。
在达美航空(Delta)的带领下,许多航空公司现在正在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利用大数据进行价格设定。借助新的监控技术,这些公司利用消费者隐私设定“个性化”票价,从而抬高票价。中文社交媒体上经常有对“杀熟”的讨论,人们发现在航空公司或代理平台上多次搜索后价格提高,晒出不同账户得到的不同价格,但机票定价背后的机制比这更复杂。屡获殊荣的独立调查新闻编辑室Lever的一篇文章(作者Katya Schwenk和Luke Goldstein)介绍了这种“监控定价”。
巴特曼指出,“出卖”曾经是X时代经常使用的道德指控。从垃圾摇滚乐队签约厂牌,到独立导演拍广告,再到先锋作家写畅销书和在企业就职,都会被指责为出卖行为。这种指控建立在原真性的艺术表达和商业妥协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界线。后来,社交媒体将每一个人变成了自己的营销部门:领英档案、Instagram版面,推特品牌……现在,每个人都在兜售一些什么。而当所有人都在做销售的时候,与出卖对立的那个外部就不复存在了,对于出卖的指控自然也就不再有意义。
文章接着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某些想法或是包装某些想法的方式属于某人。如果我想用你的想法,就通过引用并注明出处来表达对归属权的认可。尽管这个系统并不完美(它更有利于那些锱铢必较的人,而不是大大咧咧但富有创造力的人),但它基本上运行如宜,激励着人们不断进行微小的创新。人工智能彻底打破了这一现状,当一个语言模型同时用大量来源不明的文档进行训练时,其产出的归属权就变得模糊不清。美国新闻网站CNET的AI记者被发现大量抄袭竞争对手甚至CNET自己人类作者,它对现有文章进行重新合成而不注明出处,Futurism网站称之为“自动抄袭机器”。当教授们评估AI的作品时,他们表示其抄袭程度显然达到了足以让人类记者被解雇的程度。
“有些地区出现了多个国际航空枢纽的格局。比如华南的广州、深圳,西南的成都、重庆、昆明,西北的西安、乌鲁木齐。但与成渝不同的是,西北地域辽阔,西安与乌鲁木齐距离非常远,两个枢纽生态位截然不同。”
除了高温,“速成”的压力也让许多学生倍感焦虑。“暑假时间有限,想在开学前拿到驾照,就得抓紧时间练习,压力挺大的。练车的时候总是害怕出错,难免会有点紧张焦虑。”广东医科大学学生梁诗琪说。为了能尽快通过考试,自觉时间紧张的大学生们往往需要频繁地去驾校练习,甚至牺牲掉自己的休息和娱乐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