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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下午两点半，89岁的王奶奶准时来到恒颐复健之家老年公寓的康复室，等待康复治疗师汪唯一为她做腿部训练。半年多前，王奶奶因摔倒导致髋关节骨折，经过系统康复，如今已能借助助行器独立行走。但她仍坚持每天来做训练，只为让双腿更有力量。“用力踩我的手，往下，一、二、三……”康复治疗师汪唯一扎稳马步，用手托起王奶奶的腿，轻声鼓励着她。这是她当天接待的第四位老人。抬腿、伸胳膊、迈步……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她每天要重复上百次。去年毕业后，这位00后女孩毅然选择进入养老行业，成为一名康复治疗师。

　　群众赛事与职业赛事并非平行线，而是交错纵横，拧成一股绳。职业赛事门槛高、观赏性强，引领着中国体育水平的发展，一些运动员退役后还持续赋能群众赛事；筹办职业赛事建造的体育场地，赛后也能为群众赛事所用，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反过来，群众赛事输送后备人才、培育体育文化、提供创新借鉴，不断为职业赛事夯实根基。职业赛事若是参天林木，群众赛事便是葳蕤草木，二者可谓互惠共生、共同繁荣。

　　路透社13日称，新制裁包括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理由是它们涉嫌或曾经参与“破坏乌克兰稳定”或“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美国之音”称，衡水元展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恒邦微电子有限公司此前已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

　　第二，议程设置失灵。新任领导刚上任，却没有提出让民众有感的重大改革行动，欠缺议程设置能力，迄未展现其领导能力，无法主导政治议程，反而任由蓝白“在野”党主导议题引领风潮。

初任驻日公使的蒋作宾9月19日上午九时抵达朝鲜的汉城，刚到即被各新闻记者拿着号外告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于是，蒋作宾便忙于慰问朝鲜的华侨，同时致祭死难者。值得一提的是，刚到汉城时，蒋作宾就得到了日本在朝鲜的总督宇垣一成的殷切招待。当天中午，宇垣一成对蒋作宾称“不愿此事扩大”，蒋作宾认为“似言行不敷”。于是，这天深夜，蒋作宾即拜访宇垣一成，“陈说各种利害，要求即时停止军事行动”，对此宇垣一成的反应是，据蒋作宾的日记：“颇动容，允即电前方，若中国不来攻击，暂停进行，惟盼中国履行各条约，并愿援助中国统一。”在之后的几天中，“沿途日本方面保护、招待颇为周到”。

九一八事变的结局自然没有因为宇垣一成此番对蒋作宾的表态而有所改变，对此，蒋作宾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宇垣一成“亦无制止能力，如林铣十郎，即为朝鲜驻军司令，在其指挥之下，擅自开动，亦莫可如何”。蒋作宾此说未必没有道理，毕竟宇垣一成被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温和派“大佬”。不过，即便九一八事变或许是出自关东军的“独走”，但宇垣一成在九一八事变中事实上充当了关东军的共犯。在根本上，正如学者黄道炫所说，“观察战争爆发，不能简单以日本政府的表态为准，已经无法束缚军人的日本政府，既为军人的鲁莽担忧，内心又不无为他们的大胆庆幸和自豪之意”。不过，对于身为外交官的蒋作宾而言，当时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