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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在《世纪》当中揭示了20世纪之于法国不容忽视，20世纪的法国既是政治实验的舞台，也是哲学和艺术的“震中”。相对而言，中国的20世纪和拉丁美洲的20世纪都显得更为暧昧。整个20世纪的尝试对中国和拉丁美洲分别意味着什么？例如阿根廷70年代的激进学生运动，就是一项暧昧的遗产，有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认为这些激进运动引发了政治威权主义。如果我们一直让类似问题处在暧昧不清的状态，那就真的白白错过了20世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完成的工作，是重新评估20世纪拉丁美洲和中国的一些经验。

　　一是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被要求补税8500万元，因这笔税款被追溯至1994年，使得税务“倒查30年”成为舆论焦点。二是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月份收到当地税务要求补税5亿元的通知，最近企业宣布停产。

　　撬铁轨、烧枕木、砍电杆，冒着炮火运送伤员……民兵、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齐上阵，密切配合八路军将士。据粗略统计，华北根据地有上百万群众参加百团大战。被人民战争汪洋大海包围的日军不得不承认，他们“陷入苦战”。

　　经查，王一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违背组织原则，隐瞒不报家庭房产情况，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并收受财物；违规收受礼金，接受私营企业主低价装修，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道德败坏；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澎湃新闻：说到思维的殖民化，拉美确实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殖民或者说全球化冲击，解殖任务任重道远。阿根廷政治学家阿蒂略·博隆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和帝国主义》一文中将全球化视作帝国主义体系的新阶段（150页）。我们知道，“全球化”在不同的国家和人民中面临截然不同的态度，拉美思想界从参与全球化的经历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深圳是一座仅有46年历史的年轻城市，市民平均年龄约33.1岁。9日，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上格外热闹。作为深圳海拔最高的室外广场，这里聚集了不少年轻的市民，他们或慢跑、或散步，或远眺市区的繁华景致。戴维·阿迪昂一行也登上广场观景台，望着眼前林立的高楼，不时举起手机拍照，还与家人们一道兴致勃勃地合影留念。

形成对照的是，早一代左翼（比如卢拉和利内拉）的期待都是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掌权始终是这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西班牙的新型政党“我们能”党（Podemos）是传统西班牙两党之外的新政党，这个党派的理论家莫内特罗在近作《劫持算法的左翼》中提出当代权力更加多元化了。这个政党的领袖和思想家是通过YouTube上的谈话节目和线下街头集会而走出来了政党新路，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大众动员机制，一度也能够在西班牙和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获得相当多的支持。莫内特罗通过这个经验，提出当代的政治权力可能不在总统府，也不在议会，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分流，还存在于网络空间和新媒介空间。我认为这种形态也会出现在拉丁美洲，这是权力多元化以后的趋势。左右翼可能不一定需要重新在选举中掌握政权，也许它们能在新媒介或其他空间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形成新的社会联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