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
简而言之，黄郛所言事实上是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所持的“革命外交”的批评。只是，黄郛未必是后见之明，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后果却远甚于黄郛此前的预测，故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否能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所致呢？如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所说，日军“不只拒绝对中国温和型‘革命外交’，予以同情，甚至要乘机一举以武力公然侵占中国的东北”。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上海，聂耳看到，日本商店在门口贴上标语表示庆祝，日本驱逐舰开来保护侨民，虹口一带日本警察密布，日本人在汽车上插有带标语的旗帜进行示威，想必这一现实中的刺激也是当时在上海的一代左翼青年的共同记忆。关于中秋节，聂耳则在日记中写道：“可怜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如此凄凉地去度中秋……别人都出去，看的看电影，游的游公园，只有我老守在家里看《作曲法》。”
乌鲁木齐9月18日电 (史玉江)当草原上的牧民通过法律援助化解草场纠纷时，当城镇社区老人握着律师的手感叹“法律真能帮到我们”时，这些细微的瞬间正勾勒出新疆法治建设的壮阔图景。值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记者透过政协乌鲁木齐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新疆委员会委员王冠华的视角，解码法治新疆建设。
为此，周杰参与推动了2023年底杭州市总工会报送市政协工会界别的提案——《关于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服务助力提升外卖小哥配送时效的建议》，其中提及，在商场主要出入口增设区域分布指向图，在小区出入口增设楼幢分布图、在单元楼显眼位置加装荧光楼幢单元号；打造非机动车“礼让右转道”文明城市新品牌，助力小哥安全文明配送等。
身处江西吉安“剿共”前线的陈诚直至9月21日才由何应钦告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陈诚所听说的九一八事变是起于“倭寇借中村失踪事”，可见消息传播的失真。知道消息后，陈诚于9月22日致电南京方面，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这一天，陈诚并在宴请吉安各军事领袖的宴会上，指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除了外交手段以外，“对于军事须积极准备，如不能达到目的，即行宣布绝交，即以军事行动，即失败亦不能与之讲和，以比利时、土耳其、摩洛哥为例，人心不死，绝不致亡国也”。中秋节这一天，陈诚在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之今日，正克复郑州（中原大战），以为此后当可使中国之军阀觉悟，从此政治可上轨道，岂知愈演愈烈。”可见陈诚的这一个中秋节也不甚愉快。
“这份恩情，我们全家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会教孩子永远记得这位英雄哥哥。”事发当日，被救男童家属专程向胡国涛亲属送上锦旗和手写感谢信。锦旗上，“舍己救人 英勇无畏”八个大字格外醒目。
2021年毕业后，她来到北京加入了养老行业，常驻东城，从最基础的驿站专员做起。上门探访、组织活动、处理紧急情况……她逐渐适应并爱上了这个行业。去年9月，在师傅的指导下，她成长为驿站站长，团队算上她一共四个人，大家年纪相仿，其中有两位也是00后。在张健眼中，站长的工作不只是管理，更是要“事事操心”。从基础的为老服务，与老人打交道，到与街道、社区、民政各部门对接，她作为小小驿站的大管家，确保日常运转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