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蒋介石需要面对的尚不止于此，1931年的长江洪灾，14.5万人因此死亡，在9月18日坐船离开南京时，蒋介石即看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而“甚为忧虑”。此时，国力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采取“不抵抗政策”，并寄希望于诉诸国联等外交手段便不足为怪了。整体上，即如台湾学者黄自进所说：“九一八事变事出突然，事前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皆无预警。不过，在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同对外决策。”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不久前，衢州市教育工会工作人员高翔体验了外卖小哥的工作。据《浙江日报》报道，过了午餐订单高峰期，高翔看到快递驿站里虽然有沙发、凳子，但是数量有限，且容易被人员频繁进出打扰。“驿站能否增加一些休息间和行军床，让外卖小哥工作后能够有个安静休息的地方？”他一一记录问题和建议，向上反映。
文创产业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摒弃“赚快钱”的逻辑，回归对文化本身的深挖与理解。这意味着：要投入时间钻研文献、习俗与文物背景，理解文化符号的源流与精神内核；要注重现代设计语言与实用功能的结合，避免徒有其表的“贴图式文创”；更要敏锐捕捉时代情绪，将产品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容器”。
常年打球的张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郑钦文夺冠前的这几年，网球运动在大众层面一直是向上走的态势，加入网球运动行列中的人不断增多。”张先生分析，这也许跟网球是隔网运动有关，因此在疫情期间受到欢迎。
“从前年底开始，我们陆续接到了大量反映庄周街道区域内征迁安置腐败有关问题的信访件，矛头直指本地个体经营者蔡燕蒙。”蒙城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代振宇介绍，核查组通过技术排查、数据对比等手段，发现蔡燕蒙可能涉嫌诈骗犯罪，便将线索移交县公安局。
董军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铭记历史、共创未来的重要时刻，我们要秉持正确二战史观，坚定捍卫历史正义，凝聚最广泛共识。中国军队愿同各方一道，捍卫主权平等，守护战后秩序，支撑多边主义，维护共同利益，共同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我们要践行守护和平的正道，倡导和平理念、当好和平压舱石、发展和平友谊，为世界长治久安提供正能量。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