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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还特别面向香港青少年发起绘画作品征集活动，同场举行的“国宝艺术课堂——共绘我和大熊猫的故事”邀请专业艺术家，为参与的香港青少年提供现场指导，完成后的作品将被展示在现场的“共绘墙”上。(完)

历经三代蒙古大汗轮替后，第四任大汗蒙哥关注的重心始倾向于南宋。蒙古帝国西部是朮赤-拔都系的势力范围，拔都汗的影响力要超过大汗蒙哥。蒙哥派遣大弟忽必烈向南攻宋，次弟旭烈兀则领军往中亚、西亚方向突进。虽然相关史料显示两位皇弟出征配置的军队数量一致，但显然蒙哥对忽必烈进取方向的重视程度要高出几分。蒙哥灭宋的态度很坚决，不仅命忽必烈征宋，之后更是御驾亲征，更加凸显他对于攻取南宋的极端重视。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蒙哥时代而非窝阔台时代，蒙古对于统一中国的意图出现大的变化。

　　比赛现场，海外赛区少年组的30名选手参与角逐。选手们依次上台演唱自选曲目，评委从音乐技巧、舞台表现、中文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打分。

“这还只是读小说，你如果到剧场再来看的俄文版经典，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契诃夫《海鸥》，是在世界现代话剧史上有非常重要意义的，那就不是三楼了，那是三楼上去的‘小阁楼’了，那是一个非常高的追求。”

　　分享未来发展规划时，王耀宗笑道，已在南靖扩建大棚，并计划向福建省外布局，由点及面逐步发展。他表示，随着大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审美的提升，作为年宵花的蝴蝶兰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未来市场行情还会更好，“美丽事业”还会更加美丽。(完)

另一方面文献倾向性叙述立场又与蒙元时代现实政治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有两方面特别值得留意：一是蒙古帝国的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窝阔台时代的史事及其后裔的历史，就需要批判性地理解和思考；二是蒙古帝国分裂崩解之后，不同地域出现的史料必定带有其自身特色，由此会出现叙述上的差别。国内外蒙古史学界已意识到这种具有倾向性的叙述立场所造成的问题。如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说，大部分文献出自波斯和汉地定居社会历史学家之手，他们普遍浸淫着正统观念，会强调拖雷系的正统地位。因此，当引入汉文文献或波斯文文献讨论时均应作反思性的理解。

温海清：我们要特别注意，成吉思汗作为蒙古第一代游牧统治者，他有自身的局限。游牧人群对外攻击起初多为试探抄掠性质，以劫掠物资、牲畜和俘获人口为目标。成吉思汗于1205年、1207年、1209年三次对西夏的战争都应这样来看待。西夏臣服蒙古的逻辑建立在他们此前与辽、金和两宋的基础上，成吉思汗起初显然对此也认同，获得相应经济利益后，即行撤军离去。1215年，在蒙古攻金一路高歌奏凯的当口，金廷遣使请和，成吉思汗一度想与金达成和约，他对身边将领说道，“譬如围场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独余一兔，盍遂舍之。”成吉思汗当时并不想要灭金，只要能掠夺到额外的经济收入，他的权威就能得到维持。成吉思汗西征时，“百姓只要选择投降，蒙古人就把一名沙黑纳派给他们，持一份塔木花为凭证，然后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