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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有一家老商场，30年前，有仪仗队在门口升国旗，姿容姣好的服务员在内厅弹古筝。30年后，商场重新开业，为了吸引年轻人，有“月老”帮年轻人相亲，还有夺冠就发钱的唱歌比赛。

　　在德国电器连锁店万得城位于柏林的一家门店内，品类繁多的降温产品让人目不暇接，有空调、电扇、电冷毯、挂脖风扇等。店员告诉记者，店内的上百种空调产品中，有海尔、TCL、美的等中国品牌。

澎湃新闻注意到，一段时间内，阮少平身份仅是“中医中国阮顺堂创始人”“北京阮顺堂中医院院长”，之后又多出了“《灿烂中国》/中国民族品牌发展工程健康总顾问”“中医· 中国一带一路出海行动发起人”等称号。

　　跨文化叙事的精髓，在于让活化的红色资源与世界产生精神共鸣。抗战精神从来不是孤立的中国故事，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篇章，承载着反抗侵略、向往和平、守护家园的时代意义——这正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同样，当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战场牵制日军主力的史实，看到国际援华战士的遗物时，自然会将中国抗战与世界历史记忆相联结。这种叙事需秉持“求同存异”的智慧，在讲述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故事的同时，突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协作精神，将抗战精神诠释为追求和平、捍卫正义的人类共同财富。此时，红色资源不再只是“中国记忆”，而是全人类共同历史的一部分。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始终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让抗战精神成为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能理解的“共同语言”，最终实现从资源活化到精神共鸣的深度跨越。

　　“我非常难过，但我今天还是坚持在这里(出席发布会)，因为如果若热现在能和我说话，他一定会对我说，拜托，去开你的发布会。他还会说，明天，继续比赛。继续比赛，教练，去赢下比赛，然后忘了我。若热就是这样。”穆里尼奥说。

　　曲艺应如何对观众？平铺直叙，不是曲艺。曲艺人影响、打动观众的技巧、智慧、境界，都需要在“说真善美的理”和“巧妙演绎其理”之间寻求统一与协调。曲坛有这样一则轶事，20世纪60年代，评书名家傅太臣先生在济南说新书《铁道游击队》时，曾在散场后遭遇原书作者刘知侠对其增加“外插花”情节的质问。傅太臣不疾不徐地回答，此举不仅能够调动听书人的关注，还让剧情更加合理。了解到说书家充足的幕后功课，刘知侠拱手表示心悦诚服。曲艺的教化功能，必须将教育转化为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通过起伏跌宕、委婉曲折、引人入胜、合情合理的故事(表达)去呈现或实现。老百姓在愉悦、开心的同时，还能得到或增添“安于生活”“认识人性”“判断美丑”的知识、学养，这是他们在亲近曲艺过程中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唯有曲艺人对老百姓的生活、审美、情趣了如指掌并与之亲密无间，才能做足“书外书”的功课，满足他们这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精神享受。

　　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习近平同志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正确的政绩观，提出党委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现在的各级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对文化遗产应该有认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有认识的情况下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不想花力气在这些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会给你挂奖章、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上，这就是政绩观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文化保护工程”作为重要工程来抓。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2005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加快推进文化遗产立法工作；2006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被列为地方一类立法项目，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制度。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党委政府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责任，推动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