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等职的邵元冲在9月19日晚上八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知,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此时,邵元冲已经看到了张学良的通电,对于当中言及“不抵抗主义”的部分,邵元冲结合九一八事变时“华军均绝无抵抗,听凭缴械”的情况,评论道:“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1931年9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出发,乘坐永绥号炮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至9月19日才抵达南昌。9月19日中,笔者目前仅见蒋介石于当天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给张学良发去一电,要求张学良对外辟谣,九一八事变并非起于我军破坏“南满铁路”。由此,大致可以推知,无论是蒋介石9月19日抵达南昌的时间,还是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应当都不会太早,尽管南京方面早在9月19日上午即已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了。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可以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判断。
今年,农机装备的升级正改变着粮食主产区的耕作场景。贵州省今年争取中央农机购置补贴1.7亿元,同比增长了81.7%。在岑巩县的高粱收获现场,更多的专用收割机开进丘陵山区,收获速度比去年有了大幅提升。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华国伟表示,《工作方案》将今年我国汽车销量全年增长目标定为3%,是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实际和国内外环境后的科学设定。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2024年销量已突破3000万辆,在庞大基数上实现持续高增长,难度会显著提升。3%的目标既符合产业规律,也避免了可能带来的市场泡沫风险。同时,《工作方案》聚焦结构性调整,强调汽车芯片、操作系统、固态电池等技术突破,推动资源转向关键技术攻关,避免低水平重复。
9月22日,蒋作宾在抵达东京以后,由日本的“亲华派”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告知,广东方面的代表陈友仁曾来东京,向币原喜重郎允诺“拟将满洲利权一切赠送日本为交换条件”,为币原喜重郎拒绝后,“又拟向军部方面转送”。宁粤对峙期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陈友仁即代表广东方面前往日本交涉并非秘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入主南京国民政府中枢,便主导对日直接交涉,并大幅度让渡我国在东北的权益。总而言之,像这样表面高举抗日旗帜,实则由利益驱动,同时在私底下与日本关系暧昧甚至是乞援并割让权益的地方派系数见不鲜,就连日本方面也对此不以为然:“是完全为权位之争,如此无定见、无主张,认为政治上不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