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型氢负离子电解质材料，科研团队成功研发组装氢负离子原型电池。实验数据显示，该电池正极首次放电容量高达984毫安时/克，且经过20次充放电循环后，仍能保持402毫安时/克的容量。
由此可见，最终落在实处的“不抵抗主义”当时在邵元冲等国民党要员的内心中、在一般民众的观感里乃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自然是十分负面的，但是，就外交与宣传层面而言，既然“不抵抗主义”的后果一时已难以逆转，当时在字面上强调中国方面持“不抵抗主义”，也并非没有道理。9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即因此事受到了国民政府监察院几名委员的弹劾，他们称：“王正廷未加调查，竟自认日军与华军冲突，授日人以口实，实属丧心病狂，卖国媚外。”而在此前，邵元冲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撤换王正廷。
与前文蒋介石一度的乐观类似，蒋作宾亦认为日本“其败必矣”，并认为国联与美国的干涉卓有成效。然而，9月26日，蒋作宾得知国联否决了派员来东北调查的提案，对此他认为：“日方可谓大占胜利。吾国首席代表（施肇基）为洋员利用，又被国联秘书厅操纵。”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即有人对外交手段不抱有希望。9月22日，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蒋廷黻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讲演，他认为治标方面，唤起国际同情不会有什么效果，宣战则必败，唯一能做的只有抵制日货了；治本方面，“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蒋廷黻所言的确切中后来的发展态势——外交失败、对日军侵略一再忍让，国内经常抵制日货，蒋介石并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白坚武亦认为“急初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
在这里，汪唯一也能在老人的点滴进步中，收获温暖的成就感。去年年底，一位80多岁的奶奶髋部骨折后做了关节置换术，刚开始只能卧床。根据出院小结和医生建议，汪唯一为奶奶量身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计划。从一开始在床上做理疗缓解疼痛，卧床开展被动活动，再慢慢练习坐起，直至站立，这位老人最终实现了自主下地行走。
“领导干部体验送外卖”的新闻被报道后，总能引发舆论热议。“潮新闻”客户端曾对此发文评论称，沉浸式的身份代入，不仅“换”来机关干部的新视角，也“跑”出工作革新的好思路。
与陈塘村卫生所相距百米的陈塘红军第四医院是“红医”文化的重要载体。住院部现存宣传卫生、医疗知识的漫画6幅，涵盖教育伤员要注重医疗、讲究卫生等内容，对推进疾病防治、健康宣教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省其他地区的红军壁画中较为罕见。
宁化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是中央红军长征四个出发地之一。宁化县总医院副院长刘健说：“我们正全力推进村卫生所的标准化建设，将红医精神深度融入服务体系，打造‘红医+健康’服务新模式，让红色基因得以在新时代赓续传承，守护民生。”
在天津的清遗民郑孝胥，9月19日通过日本《日日新闻》送来的号外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作为，9月21日，同样在野的郑孝胥在日记中有着类似的批评：“党人鼠胆，又不知立国之则，对此敌国，何谓抗议！应给护照与日本外交官，限三日出境，日本商民限一星期出境，然后敛兵待敌，犹可立国：不观比利时之抗德耶？”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给了国民党政权以机会，但是，最终抓住这个机会的自然只会是满清的复辟力量。这一天，佟济煦来和郑孝胥谈到准备到奉天筹备复辟事宜，郑孝胥答道：“若得军人、商人百余人出任倡议，脱离张氏，以三省、内蒙为独立国，而向日本上请愿书，此及时应为之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