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列出“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4]等六项具体战略问题。此后，从《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全面论述，到《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中国特点和战争历史等为观照对战略问题展开的系统分析，我们党在总结教训、研究历史、分析态势中，探索形成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一整套战略体系和战术打法。各地紧密结合敌我实际情形，在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指导下，自主灵活制定差异化、特色化的局部战略，有的放矢、发挥优势，做好布局谋篇和落子作眼等精细文章，不断增强谋划与实施契合的精度、原则和方法协同的效度，逐步改变抗日战争初期被动失利的局面，推动抗日战争在战略战术和指挥运用等层面取得点面开花的良好效果。与此同时，战略策略的得当推进，也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邓小平同志在《胜利的回顾和胜利的期待》中提出，“我们要在所有干部中，造成研究政策、执行政策的热潮。没有正确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决策，我们才能胜利。”[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战略战术的集成联动，需要政策举措的聚实增效。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抗日战争战略演进和政策发展的历史中汲取方法和智慧，深刻领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蕴含的要义和旨归。
如今，1937年7月28日下午2点30分，佟麟阁牺牲的时刻被永恒地凝固在佟麟阁路北口铜质怀表雕塑上。停摆的指针，如同历史的坐标，成为缅怀英雄的时间刻痕。怀表旁，一座书页形状的铜质雕塑上，书写着佟麟阁坚持抗战的事迹。
经查，李鹏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培植个人势力，搞“七个有之”；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车辆司机服务安排；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背组织原则，卖官鬻爵，严重污染地方政治生态；廉洁底线失守，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腐化堕落；贪婪无度，政商勾连，大搞新型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矿产开发、企业经营、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股权股份等巨额财物。
乘检阅车，越金水桥，进长安街，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平稳而坚定——“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回应如山——“为人民服务！”两声交汇，没有多余的语言，却像一根无形的缆绳，穿越历史的风烟，把1945年的胜利号角和2025年的强军足音，紧紧系在一起。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他提醒全党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三是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红军的调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
丽水9月4日电(周健 舒旭影)“作为海外侨胞代表，现场见证祖国国威军威，这是毕生难忘的荣耀。这次能和父亲一同参加，更让我体会到这份荣誉背后的责任。”浙江青田籍华侨、比利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朱海安3日在北京表示，他与父亲未来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为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发黄的稿纸上注明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文件首行记载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包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任弼时等20余人。会议议程涵盖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及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讨论并决定了党在全国抗战到来新时期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其一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为规避数字风险，杜晓帆提出三重路径：一是坚守价值核心，明确标注“数字复原”等提示信息；二是整合物质与非物质要素，通过数字档案弥补技术情感传递的不足；三是构建政府、社区、市场、专家四方协同机制，确保数字化成果反哺遗产地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