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昆林分别对进一步扩大商品消费、扩大服务消费、更好释放住房消费需求、加快发展新型消费、完善城乡消费设施等提出要求。其中，在扩大服务消费方面，他表示，要把扩大服务消费作为长期性、抓手性工作，加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以“赛事+文旅”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持续放大城市足球联赛等赛事溢出效应。
针对当前部分农商行面临的经营难题，高政扬建议，一是优化资产质量，严控高风险行业贷款投放，通过引入AMC或其他方式化解存量风险；二是增强盈利能力，发展财富管理等非息业务，提升净息差，降低对传统存贷款业务的依赖；三是夯实资本基础，通过注资、引入战投等方式补充核心资本；四是健全风控体系，优化信贷审批流程，提升信贷质量，严格控制单一行业、单一企业的信贷额度，同时提高公司治理透明度，定期披露风险敞口与拨备覆盖率，重建市场信任。
100多年前，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美好图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正是源于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人们有着对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向往。山河破碎时，在暗夜中，在迷茫中，在各种救国的道路都走不通的时候，是共产主义信仰为一个民族点燃了一盏照亮前行道路的明灯。
树立正确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负责。习近平同志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正确的政绩观，提出党委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责任主体，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现在的各级领导，已经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背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对文化遗产应该有认识，这是最起码的。如果说，以前无知情况下的不重视还可以原谅，那么，现在有认识的情况下不重视，那就是意识问题、政绩观问题”“不想花力气在这些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会给你挂奖章、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上，这就是政绩观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文化保护工程”作为重要工程来抓。在他的推动下，浙江省政府专门成立了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2005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加快推进文化遗产立法工作；2006年，《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被列为地方一类立法项目，对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制度。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遗产保护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党委政府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责任，推动了浙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
23岁的刘娜就喜欢淘微单相机和游戏卡带，记者在工作日晚上碰见刘娜时，她正和同事在友谊商店的精酿餐吧里喝酒。在草坪周边，友谊商店还引入了茶馆、咖啡馆、精酿餐吧等聚焦“慢体验”的商铺，与周边聚焦高端零售和快消的商圈作出区分。
不久前，一幅幅惟妙惟肖的“青春花开在西部”手绘连环画登上了光明日报客户端，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这是湖北美术学院学生为全省7个西部志愿服务典型精心创作的。
“我在这里教科学课。学校的300多名学生大多是柯尔克孜族护边员子女，通过家访和日常接触，我被护边员们守护边境的艰辛与坚定深深打动。培育好戍边人的下一代，义不容辞！”毕业于西安航空学院的姚智戈感慨。
据林光辉介绍，林家先祖清代乾隆年间自福建漳州迁居台湾彰化，继而定居于如今台中雾峰地区，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之一。宅园内的“雾峰林家宫保第”，为林家第五代林文察被清政府追谥为“太子少保”而得名，已向公众开放。
